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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有利于权力运行的公正性。公正是社会对国家权力运行的普遍要求，如果没有公正，权力便会失去社会支持甚至覆灭。从制度上讲，公正产生于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具备良好的社会监督制约机制，才能够保证权力运行中的持续公正。而监督制约机制的形成，最基本的条件是对国家权力进行适当的分解，避免权力在其运行中无限制扩张。以监督制约的需要进行权力配置，一是通过分解权力降低它对社会的压力，形成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的势能正比关系，以利于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二是通过分解权力建立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制约关系，例如将同一处置对象置于不同的权力运行程序之中，减少权力徇私的机会。可见，权力的分解是实现监督制约的必由之路，没有权力的分解就没有权力的监督制约，对国家权力的分解配置是构建其合理模式的题中之意。
3.如何有利于权力运行的高效率。一般而言，权力的分解有利于公正，权力的集合有利于效率，如果要在权力分解的情况下保持原有的效率，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由于公正高于效率，如果有足够的资源保障，就应当尽可能地分解权力。因此，国家权力配置模式中的效率问题，其实就是权力分解与集合的关系问题，当某种权力的集中严重导致其运行的不公正时，就必须对权力的集合提出质疑进而实施分解，而当权力的分解产生其运行的严重低效时，则必须对权力的分解提出质疑进而重新组合。在专业化问题上，性质作用不同的权力集中可能导致效率低下，适应专业化需要，也应当对国家权力进行分解重组。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实践问题，权力配置在实际操作中，主要应当分析社会资源对权力配置模式是否有适当的支撑，权力配置和运行是否存在资源的浪费。
上述三个方面是国家权力配置规律的基本要求，依照这一要求的原则和标准，不难分析任何权力配置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也不难对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做出设计。
二、检察权在中国的历史过程
历史地分析问题，我国检察权的设立及其定位无疑受到前苏联法统影响，但考察中国法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并不难发现其形成的必然轨迹。追溯中国法律制度史，检察机关与监察御史、御史台、都察院等机构有共通之处，除对官员犯罪的追诉职能相同外，这些机构还可以干预或直接进行普通刑事犯罪的追诉，而且自魏晋后御史大夫不再参与日常行政，专司监察和相关的执法，其职权与检察机关职权有空间意义上的重合。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规定检察机关产生于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由人民代表大会赋予，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而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中，皇权虽然没有被法典和官制明确规定，但“朕即国家”、言出法随反映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皇帝或以皇帝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是立法机构也是其他国家权力的组织机构,皇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察院等名称不同的追诉机构产生于皇权、授权于皇权、服从于皇权，并且独立于行政和审判系统。与现代检察机构比较，两者在国家组织结构上的定位基本一致。集权政治条件下的官员犯罪，一方面对社会秩序和皇权利益造成严重危害，另一方面由于复杂的政治关系而不易查办，要求追诉机关具有足够的权威和只听命皇权独立办事的地位，即所谓执“尚方宝剑”。历朝历代对这一模式的共同选择绝非偶然，有其内在的历史适应性，具有满足治政需求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自1911年最后一个家族王朝的统治结束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精神理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集权政治的基本方式没有改变，官员行为的社会意义和作用没有改变，对他们的监察和犯罪行为的追诉方式因而得到延续。不论国家与法本质上的区别如何，从官员犯罪追诉的角度，将这种独立的犯罪追诉机构与现代检察机关进行比较，两者在国家权力结构上的坐标和作用并无太大区别。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由私诉到公诉的转变，将普通刑事犯罪与官员犯罪的追诉统一到检察机关的职权之中，国家追诉权与政府行政权实现完全的剥离分解，是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且不存在理论障碍。因此，检察机关设立于政府和法院之外，检察权在其固有的领域内独立运行，有着深远的历史和法律文化渊源，并非“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种结构形式上类似苏联模式，除了“法律监督”是一个较为勉强的附属之外，独立的检察机关产生以及检察权对追诉犯罪的统揽，实质上是中国法制顺应规律的发展结果。应当说不是中国照搬了苏联模式，而是苏联模式的一些形式吻合了中国传统法制原有的结构模型，于是才被迅速接受。存在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人们片面地认为检察权是外来法律文化的结果，注重形式上的效仿和批判，对它与传统监察、御使等机构的承袭关系缺乏认识，未能揭示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延续变化的规律，不能以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为背景，切合社会进步的需要进行改造和完善。沿着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进程探索规律解决问题，应当是本分之举，但在一些教条的错误指导下，出现了割断历史，要么苏联要么西方，盲目信从外国模式、理论和观念的主流做法。在失却民族性法制体系和历史方向的情况下，当然地制造出了一大堆诸如机构重叠、职能交叉、程序混乱等难以解答和解决的问题。在政治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我们之所以有许多的疑惑、分歧和争论，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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