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独立于政府，向立法机关负责
（3）我国的变迁
我国革命政权的行政监察工作可以追溯到民主革命时期。早在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中就规定到：“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之公务人员。”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则进一步把监察机构建立起来，设立专门的人民监察院，对政府机关及公务人员实行监督、检查。建国后，我国即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监察机关“人民监察院”（54年后改为监察部）。1958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行政监察机构被废除。十年内乱，监察制度遭到全面破坏。1986年重建，作为政府系统的子系统，不独立于政府。
2、与政党的关系
1993年8月20日至25日，中共十四大选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指出：消极腐败现象正在滋长和蔓延，斗争形式是严峻的。针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部宣布合署办公。从此，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实质上成为政府体制内的廉政建设机构。合署后的中央纪委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对党中央全面负责。合署后的监察部并不是由党中央领导，而是依监察法规定，仍然属于国务院序列，接受国务院领导。这一举措被认为是“党政监督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是适应加快现代化建设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党的纪检工作和强化行政监察机关职能，并使之形成合力的重大措施，以便能够更加集中力量加强党风廉正建设，反对腐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然而，我国《
行政监察法》第
三条规定：“监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如此，便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 监察机关依法还是依党纪进行监督？换言之，监察机关除维护行政纪律外，是否尚须维护党纪？“党纪要求较高，执纪较严” ，这样便提高了监察机关的监察标准，是否合适？从主体上讲，党纪约束全体党员，而对非党员干部无权制裁；行政纪律约束行政工作人员，而对非监察对象的党员不具备惩处能力。在合署之前，北京市原监察局局长吕玉东曾说：“从具体工作出发，凡是纪检机关立案查处的党员监察对象，我们应该积极配合和支持，不要再单独立案，重复工作；而对那些纪检机关未立案的，我们应积极查处。” 可见，是监察机关采取了一种谦抑的态度。
第二、 如何保持其独立性？既然合署，独立于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问题在于：有无独立于其的必要和独立的利弊。当我们的行政官员几乎都具有党员身份时，似乎并无独立之必要。而且，从现实与成本的角度，合署，放弃行政监察机构自身的独立，是合乎国情的。毕竟，纪委拥有的权力与地位相对于监察机构要大的多 。但，对正如前述“对个人自由的威胁更有可能来自于未来。”作为一种短期应急性措施，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我们可以认可其的存在，但作为国家制度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党政分察” 。以此明确党是党，国是国。使监察的依据、权限、对象都具有可预期性与稳定性。
也许对于我国的行政官员建立这样的一种信念亦是有必要的：“官员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某一个政党服务。他应当公正地、不偏袒任何政党地去完成他的使命；在执行职务时，他应当考虑的是普遍性的利益。”“官员必须以他的全部行动来拥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和捍卫这种秩序。”
3、为维护监察机关之独立地位所需的具体权力
（1）人事权
在唐朝，为保障御史的监察活动不受行政机构干预，特别规定道，御史由皇帝直接颁诏任命，或由御史大夫委派，吏部无权过问。
在香港，廉署不属于公务员系统，从廉政专员到公署所属职员，均不受政府铨叙科及公务员叙用委员会管辖。港督认为需要的其他廉署人员，由廉政专员任命。但是，廉署人员的雇佣条件，须经港督批准。港督并可以更改任何关于廉政专员及公署人员的雇佣所规定的条件。在芬兰，议会监察专员可任命其工作人员。但在我国目前制度下，监察部属于公务员系统，其人事任免权力的行使受党、政人事、组织部门的限制。
（2） 财权、物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