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基于“鼓励交易”的需要，在确定合同效力时还必须遵守已组渐进型原则：“合同有效就不变更，可变更就不撤销。”这一原则说明了
合同法的另一条基本理念：即
合同法是一个运动的、开放性的体系。 作为法律，它对秩序的维护不仅表现在维持既有秩序上，也体现在对新的经济状况的主动适应上，因而合同发生而不是僵硬的，应是可塑的。
这样，作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新事物（无论对别人而言是否新鲜，
至少它对当代中国而言是新生的），“爱情合同”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的要求，而且是劳资双方平等与真实意思表示的产物，就当然应该是有效的。而且，笔者认为，作为
合同法本身也理应对之一新生事物由足够大的容纳能力。
下面就让我们来展开论述：
1．“爱情合同”不是强制设立的。企业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在劳动合同中附加这一特殊条款；员工也可自主选择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聪明的读者也许会很自然地将“爱情合同”于“附和缔约”中的“定式合同”或“定式条款”相联系，认为“爱情合同”使经济实力上居于优势地位的企业预先拟定，劳动者只能选择是否接受的带强制性的合同。笔者以为不然。在“爱情合同”问题上，无论是企业还是劳动者都只有两种选择：对于企业而言，如选择设立“爱情合同”就有可能失去一部分优质廉价的劳动力，使这一部分资源流向自己的竞争对手；如不设立“爱情合同”，择优可能带来企业绩效下降的后果。对于劳动者，如同意“爱情合同”，就有可能丧失婚姻自由，或是采取规避措施（如先跳槽再结婚）丹加大了就业成本；如不同意“爱情合同”，则有可能失去一次良好的就业机会。在这种双向选择的情况下，如果运用博弈分析，则只能由两组“纳什均衡”：其一，企业与员工签订“爱情合同”，企业及小高，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员工也能因此而获得较高报酬和较好的发展机会；其二，企业与员工不订立“爱情合同”，则企业因此吸引到大量不愿签订“爱情合同”的优质廉价劳动力，成本降低，同样在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员工也能因此而获取较好报酬，但由于体制较差，故发展前景不是太好。正是因为“爱情合同”所具有的非强制性和非普遍性，给了企业和劳动者以选择的空间，以上述两种情况军大量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二者都是相对合理的。因此，究竟采取哪一种，取决于企业和员工各自的根本利益需要和发展目标。双方的一严峻在双向选择的过程中达到了自由，因此，“爱情合同”使企业和劳动者在双方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和议，这一点并不因为七个事儿发生本质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