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情事理来讲，家里来了客人，招待得好一点，临走时再送一程，以确保其一路平安，都无可厚非。此次汽博会期间大概有50余位市长前来参加中国汽车与城市发展市长论坛，有许多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前来指导，有3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商务组织出席车展，[3]因此博览会组织者将接待的规格弄得高一点，将工作做得细一些都可以理解。但问题是，组委会不能凭借自己的官方背景任意抛弃购票规则，不能削夺普通公民对其按照既定规则的指引能够从铁路部门购买到客票的预期。按照长春站的惯行做法，普通旅客在该站售票大厅的一层窗口可以买到当天及次日的火车客票，在二层的卧铺预售窗口可以买到第三日的卧铺客票，在车站以外的其它预售点交纳一定数量的手续费之后也可以提前3-5天买到客票。然而，汽博会组委会无须排队，单凭借其优势地位就可以提前5天（从8月20日始到24日止）甚至12天（从8月20日始到31日止）控制自己所需要的客票。[4]而这种优先又不都属于《
铁路旅客及行李包裹运输规程（1991）》第
12条所规定的团体旅客的客票应优先安排的情形，[5]因为该条所说的“团体旅客”是指30人及其以上乘车日期、车次、到站、径路、座别相同的集体乘车的旅客，而组委会的客人在这些方面未必能完全一致。如果有一天清早，排队等候公共汽车的人们突然被告知，全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汽车都将被政府调去接送客人，人们一定会觉得这种做法太不公平，其实组委会的公告在效果上与之是一样的。而当我们看到在预售窗口早早排起来的长龙，当我们看到检票口的人流中那些举着自备的小板凳、夹着瓦楞纸板准备到列车上打地铺的人们时，这一切就变得更加不可原谅。没有任何理由认定组委会的客人就高贵，可以处处优先，普通公民及其客人就卑微而劣后。在一个推崇市场经济的社会中，在既定的商业规则面前，身份的标签不应当被强化，相反倒应当摘掉。主人为了接待客人可以有多种选择：或者加入商业轨道并自觉遵从商业规则；或者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商业轨道之外另寻它途：如用自己的车子，或是在不影响公共汽车的班次、间隔时间的前提下，向公交公司另外租用大轿车运送客人。同样道理，汽博会组委会也可以同铁路部门协商在正常的运力之外加挂车厢或者加开专列。
当具有官方背景的汽博会组委会选择了商业途径却不遵守商业规则，即不参加排队而是加塞时，其行为就不仅仅是削夺了后面正在认真排队等候的公民们的期待利益，从而以自己的任意改变了普通人对其生活的预期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制造客票紧张的气氛，加重暑运期间的铁路压力的问题，[6]而是它可能无情地伤害并彻底动摇普通公民对既定规则和平等精神的真诚信仰和尊崇。而后者对于一个法治社会来说则是无比重要的。“行路难，多崎路，今安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