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从刑罚本身的价值取向来分析，囚犯应该享有同居权。
考察刑罚发展史，除了去势、幽闭等有悖人伦、人格之古代肉刑或耻辱刑外，现行世界各国的任何一种刑罚并无剥夺囚犯同居权之明文规定。这不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也是刑罚走向人道、理性的必然要求。刑罚从其产生时起，其价值取向不外乎报应（或报复）、功利、威慑等。不论其哪一种价值取向，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取向应该是通过刑罚遏制犯罪的发生、寻求社会的正义（国家主义刑罚），或者说是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犯罪人的权利（民权主义刑罚），纯粹为了惩罚而惩罚的刑罚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因为人毕竟是一种具有理性思维的高等动物，与动物的野蛮、简单、直接的报复不同的是，人们对于侵害其权利的其他人采取的措施要理性、文明的多。于是，刑罚才得以从同态报复时代走向报应、威慑、矫正、折衷等时代，刑罚才从残酷不断走向和缓、从野蛮走向人道、从消极走向积极、从剥夺走向保障、从不合理走向合理。 [5]
当然，刑罚价值取向也必然是受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决定的。如在中世纪及其以前的刑罚体系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文明的落后，死刑和肉刑等身体刑在刑罚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形成刑罚体系的中心。而且将罪犯加以放逐这一种既非常有效易行又便宜、省时的刑罚也是一种经常被使用的刑罚。因此，在当时去考察囚犯的同居权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对于人的权利的日益重视和关注，肉刑、耻辱刑已被历史地扫除，废除死刑的呼声亦日益高涨，自由刑、罚金刑日益成为刑罚体系的中心，而且刑罚开放化、社会化、轻缓化、人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这与其说是刑罚价值取向的根本变化，还不如说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变化促进了刑罚价值取向的变革。因此，囚犯人权，囚犯同居权等文明、理性刑罚追问式的问题就被提到人们的议事日程。我们知道，刑罚的终极目的或宗旨越来越趋向于对于犯罪人人权的尊重和保障，而不仅仅是惩罚犯罪、防卫社会。人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说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遏制犯罪和惩罚犯罪，那么比刑罚更好的措施也许不是刑罚。“因为一个国家对付犯罪并不需要刑事法律，没有
刑法也并不妨碍国家对犯罪的有效镇压与打击，而且，没有立法的犯罪打击可能是更加及时、有效、灵活与便利的。”[6] 所以，刑罚应该着重关注对于囚犯人权的保护。而囚犯之同居权恰恰是囚犯人权的一种重要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