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道德的另一种关系-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道德空想症：轻伤
　　所幸，现在中国的执政者还没有为上述的利益驱动机制立法。然而，“福兮，祸之所倚”，执政者为了挽回我们的精神家园即将（可能已经）衰败的颓势，走上了另一条弯路——政府主导型的“德治”之路。正如，无从探讨政府主导型与自发演进型的法治模式哪种更好，本文不想也不可能探讨政府主导型与自发演进型的德治模式的优劣；但是，我们对执政者的某些具体作法存有异议——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树典型”的作法。
　　虽然中国已经告别了个人崇拜的年代，但“造神运动”的影响却遗留了下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中央“三天一个典型，五天一个模范”的大力推出各种“榜样”——其中多数是道德典范。无可否认，这样的作法多少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它同时也造成了对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的损害，而这恰恰是不易察觉或者就是我们所根本忽视的。其实，对这一点，在我们先贤的浩瀚典籍里早有警示。我们来看看《吕氏春秋·察微》中的一段话：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而往，鲁人不赎人矣。”⑧
　　翻译成现代文就是：鲁国法律规定，能从邻国赎回被掳作奴仆的鲁国人的公民，可以从国库支取报酬和奖金。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赎回了奴仆，回来之后却推让、拒绝领取报酬和奖金。孔子责怪他做错了，因为从今以后，鲁国人将不会赎回奴仆了。
　　这件事是否属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中受到什么启发。我们看到上述鲁国的法律是这样一个规则结构：
　　如果A（行为），则可以B（权利）。
　显而易见，这是调整性规则中的一种——授权性规则。那么为什么子贡“从事A并放弃B”会导致他人放弃A呢？原因就在于，有人担心：既然子贡“从事A并放弃B”，那么自己“从事A并实现B”是不是（相对于子贡而言）就不道德呢；但如果我也“从事A并放弃B”，那么我的损失又由谁来弥补呢。所以他们索性就放弃A，从而导致某些法律规则在生活中难以实现或难以很好的实现，某些社会关系得不到调整，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不必要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但在我们的现实就更利害，更复杂得多。因为现实的法律规则结构更加复杂，而且由于国家机器的引导，各种高尚的道德行为的影响力更深、更广。“当人们自主选择道德行为的时候不失为崇高，但由政府来引导推行恐怕就不应该了。”（谢晖语）因为这种道德无非就是放弃法定权利或者履行法定义务之外的义务，从而导致法律规范（调整性规则）的大规模失业，法律在社会生活中难以实现，法律创制和实施的目的难以达到，最终弱化甚至损害法治的权威。再看一看中央所推出的那些道德典范们，其精神境界之高与生活境遇之低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个又苦又累，不是疾病缠身就是穷苦困顿，当然这是在他们在被立为榜样之前。“如果我们宣扬一种崇高的道德，而这种道德在生活中却普遍吃亏甚至遭受奚落和牺牲，那么，这种崇高的道德就不能有真正的感化力”，“就不但不能建设精神文明，反而会导致精神文明的虚化和崩溃。”⑨这是中国现在所实行的道德建设在阉割法治之后，针对己身的一次自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