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以及早熟的中西法律文化互动说
陈永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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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以及早熟的中西法律文化互动说
中西法律文化交汇以来,各种解决方案流派纷纭,令人难以自持。然左右逢源、最受欢迎的“调和说”、“互动说”，虽历经百年有余，依然停留在号召和主张的层次，没有建构一个成型的学说体系。各种该类学说衣冠之下，空疏如也。相反倒是执于一端的西化派为中国法律现代化做出卓越贡献。
其实这种学说是在中国传统中道之道影响形成的，却未能得其神髓，而是“庸俗中庸主义”。孔子所说的中庸，是指过犹不及，恰到好处的状态或达到此种状态的行动取向。然这仅是“圣人”能抵达的境界，如果“用其中于民”（《中庸》第六章），能够出现的仅是“折衷主义、平均主义、不彻底主义、庸碌主义、庸俗主义、妥协主义、甚至所谓的投降主义（冯友兰，1940），只能引起孔夫子的悲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庸也》）。 因“人人可成尧舜”而将中庸之道推广为社会普遍遵守的原则，流弊颇多。
“中庸之道”的这种宿命自有其结构性的社会根源。中庸之道是规范单一的小农社会的产物，由于泛道德主义，作为理性的行动取向，以道德为最终目的，从而充当了道德伦理的“工具理性”。按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Weber，1993）中的分析，工具理性的伸张，必然会衍生价值非理性的后果，反之亦然。在中国传统集体主义社会中，个人被视为群体的一分子，而没有个体性。为了群体的安全和秩序，个人的利益、自由遭到限制，因此，主张“节制”的中庸得以膨胀，与其具有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所植根于的道德准则也得以泛化。道德的泛化也进一步促使“中庸之道”的变异，迷失、乃至于根本上的颠覆。曹敏在《论复兴中华文化几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及复兴之道》尖锐地指出这种流弊的表现说：“一、就因为中国文化开始就走“双即双融”的中道，并没有先走偏道为中道造成实践的条件，使中道不易实行，而实际上难免要走偏道，由于受标榜的中道的限制，又不能放开脚步走偏道，结果反而弄得双即双非；二、不仅如此，正由于不能实行中道而又坚持中道的方向，结果在社会上有产生另一种流传极广的流弊。这一种流传极广的流弊，就是所谓“模棱两可”、“不辨识非”、“模模糊糊”“不进不取”种种有悖于中道的假中道，而此假中道，实是造成中国人不进步，安于现状、妥协、种种惰性的最大的弱点。”所谓的“互动说”就有此等特征和流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