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 法院调解的地位
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 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 1982 年试行
民事诉讼法把“调解为主”发展为“着重调解”， 并把其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1991 年的现行
民事诉讼法又将其修正为“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因此， 立法机关和人民法院历来重视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近年来民事案件调解率有下降趋势， 即便抛开经济体制转轨、当事人的履行能力下降等因素， 如果把经济纠纷也作为民事案件来统计 (6) ，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仍然有半数以上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 依然是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手段。
( 三 ) 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
毫无疑问， 法院调解制度能够如此广泛而有效地在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并为日本、德国、美国、 英国等国家所推崇（有的国家称之为诉讼和解）， 无疑这一制度本身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一般认为， 法院调解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民事争议， 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团结与合作，同时可以增强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减少诉讼和诉讼成本，方便群众诉讼， 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尤其在适用于婚姻家庭类、群体性集团诉讼、小额标的争议、 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业务伙伴之间的诉讼等案件时，其作用表现得就更为明显。
当然，法院调解在制度设计上也并非已经完美无缺，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 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 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弊端， 对其作用的发挥构成了严重阻碍。
二、法院调解制度出现的问题
（一）法官的调解偏好极易导致审判权的滥用。
由于调解与判决相比， 至少可以给法官自身带来三个方面的益处：其一， 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其二， 调解可以使法官就法律事实是否成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等问题， 轻易地回避作出困难的法律判断；其三，调解结束后， 当事人不得就该案提出上诉和再行起诉， 因此调解是一种风险性很小的案件处理方式。 (7) 这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和达成调解协议， 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审判中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法官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 甚至不再用合法原则审视调解方案， “包办”处理当事人之间私权利的纷争，因此审判权极易被滥用，表现为背靠背调解， 暗箱操作定案；“和稀泥”式调解，侵犯当事人的权利； “以判压调”，“久调不决”，强行调解；办“关系案”、 “人情案”、“金钱案”等等。 从而影响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不利于一个公平、诚信、 规范交易秩序的形成，也有损法官和法院公正执法的形象。由是设立调解制度“有利于及时、 彻底的解决民事权益争议” (8) 的意义也难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