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上下的枢纽-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换言之，在儒家的设计中，沟通上下的枢纽不是法律或别的什么制度，而是人（严格说起来，制度和人并不能截然分开，这里只是强调其设计的基点和侧重）。这就是为什么儒家思想不能解决沟通上下的原因：“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这句话常用来证明人的优越性；但是换一个角度，这也恰恰说明了人的不可靠。人的行为总是充满了变数，日常生活的小事尚且如此，更遑论关系重大、牵涉利益广泛的“大事”。假如枢纽不能稳定，上下层的分离也就势所难免。　
　　（三）道家　
　　道家以高深玄奥著称。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打了所有讲究分析实证的人一记耳光——可是我们要在文字上讨论道家，也只能被打耳光。　
　　道家本体论的核心概念是“道”。一句“道法自然”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自然法”，但两者的差距实在可用“十万八千里”来形容。所谓“道法自然”其实只是一部分，完整地说，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自然是一切的属性，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所谓“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何以不说“自然大”？因为“自然”本身就是“大”，正是因为天、地、人、道都“法自然”，才会“大”。　
　　由老至庄，道家又有所发展：在庄子，“自然”成了与“人为”相对立的东西，庄子的理想，就是抛弃人为，回归自然。然而他把自然和人为相对立，实质上就是把人与自然相割离。庄子一方面标榜“齐物”，否定万物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又把处于世间的人的行为特意拎出来大加批驳。从他所否定的只要“人为”这个极端转向彻底脱离社会，抛弃一切“人为”这另一个极端。其实在津津乐道于弃“人为”而入“自然”时，殊不知自己本身，从产生到存在，就是人为的，而要抛弃这个“人为”，结果就是失去了讨论这个话题的意义了（这颇有悖论感觉了：一个看来很有道理的理论，一旦自指就会崩溃）。由于执着“自然”，反而不自然——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庄子的思想延续下去，到了魏晋的玄学，越发形而上得没边了；而老子的思想，倒是提供了不少“君王南面之术”，被历代统治者暗中自觉获不自觉地奉为圭臬。无怪乎南怀瑾老先生总结，中国传统上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而所谓的“君王南面之术”，由于其基础是“不可道”的“道”，于是更加注重抽象的理论，而缺乏实现的手段。例如“治国如烹小鲜”，乃是规劝不可如用锅铲将食物翻来覆去般在治国政策上变来变去，这是基于“顺其自然”的典型结论。然而“无为而治”何以能应对时刻变化的社会现实，却又是“不可道”了，如果解释下去，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对于这个沟通上下的枢纽，法家是不能说；儒家是不必说；道家则是不屑说。　
　　道家的许多言论，看上去是反“法治”的，比如“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之类，并不少见。这本身也是一种法律思想，反对以“人为的”成文法高踞一切，而是希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