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没有文、史、哲等部门的分野，而是“混元一气”，互相渗透。我们现在讨论的所谓传统法律思想，也从来没有以独立的面目出现过，而是我们这些后人，以现在的法律观念为参照，从先人的文化遗存中剥出的一块。因此在讨论中，还需时刻关注作为其母体的某一特定思想的整体，以及各个思想派别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思想中，与法律关系较大的，大致有儒家、法家、道家等。其中虽然内容纷繁，也不乏互相抵触、攻击之处，但都见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并各自发挥作用——从总体看，这些思想凡涉及到法律部分，大都只有抽象的概念和教条，而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性化措施（这类措施在社会经济方面，就是黄老先生所称的“数目字管理”），也就是不能沟通上下：从功利的法家到玄奥的道家，概莫能外。　
　　（一） 法家　
　　按照中国人讲究排名的“水浒情结”，法家传统上无论如何不应该排在儒家之前。本文并非妄求“排名不分先后”，而是从与法律最有关联的思想派别开始，以期能尽快切入主题；而法家同时也是相对而言最功利、最现实的派别，何以本文将其一并称为“只有抽象的概念和教条”，也是需要首先阐明的。　
　　虽然现代汉语中许多重要的法律词汇，比如法、法治、依法治国等等，是从法家中来的，但法家的思想显然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大相径庭。对此的论述汗牛充栋，本文不再赘述——本文所感兴趣的，在于法家何以不能起到“沟通上下”的作用。　
　　法家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管仲，沿经申、商，至韩非而完成理论上的统合；在实践中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则是稍后的秦王朝；自汉以降，儒家在意识形态上占据绝对优势；在治国之术上，法家也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即使是自称法家的朱元璋，也只是不自觉地在“德主刑辅”的框架下对“刑”有所倚重，对于法家的许多理念也没有彻底贯彻——这是很正常的，且不论社会、经济等原因，光是秦王朝的二世而亡就足以使所有的后来者触目惊心。　
　　以上的称述必定会被历史学家斥为肤浅，但足以使我们了解法家长久以来不得志的状况：“德主刑辅”也好，“隆礼重法”也好，法家的思想始终只能处于类似“绍兴师爷”的地位，无法独当一面。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这里仅举一点：当今有一种说法很是流行，即中国传统思想从人性善出发，西方则从人性恶出发，历经千年沿革，造成了中国人治而西方法治的差别。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也不乏似是而非之处——至少法家就是一种基于人性恶的思想，却和人治结合得天衣无缝：韩非讲究法、术、势的结合，法律不是统治者本身，而只是统治者手中的一把刀；即使所谓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不是法律的胜利，因为王子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碰不得的国君。　
　　当然西方也有长久的人治记录，但是法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泾渭分明，终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所涉实在太广，不是这篇小文章所能承载。与其泛泛而谈，不如存而不论，姑且将其当作一个现成的结论，尚不至于影响本文观点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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