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既需要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才能建立，同时也需要我们共同加以悉心的照料和维护，特别是执政党对司法活动坚定而有力的支持。当我们正在努力建立法治之时，任何对她不经意的破坏，都可能使正处于构建之且尚十分娇嫩的法治带来致命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可能恰恰来自国家权力或政治实体，来自对法律权威经意与不经意间的藐视。行文至此，笔者想借用2500年前柏拉图的一句话以结束本文的探讨：“对于一个视法律是从属物而无权威的国家而言，我理解出趋于毁灭的悲哀；但当我看到一个法律高于统治者，统治者低于法律之下的国家，则这个国家就能享有神所赋予的每一祝福，而得救了。”
【注释】 昂格尔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没有自治性，政策和法律之间从来未能明确界分，执行法律的机关与实施政策的机关往往合而为一，是中国未能走向法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99页。
胡锦光：《中国
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转引自斯图尔特·S·那格尔编著：《政策研究百科全书》，林明、龚裕、鲍克、韩春立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页。
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托马斯·E·克罗宁：《美国式民主》，谭君久、楼仁煊、孙心强、王胜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9页。
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页。
同，第691－69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
汤永进：《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调查分析报告》，载龚祥瑞主编：《法治的理想与现实》，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