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数的史书指出，雅典城邦中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在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之后最终形成了大多数人获胜的民主制度，并因此成就了一代盛世。看来，雅典公法制度的兴衰与城邦的崛起与没落似乎是同步的。但我认为，雅典民主制在当时作为社会经济缓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并不是城邦繁荣的根本动因。而雅典城邦的短暂繁荣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依然是建立在一系列军事征服基础之上的。雅典在国力强盛之时其民主的实现程度能够到达顶峰，是因为它作为“提洛同盟”的盟主已经能够顺理成章地把国内经济压力转嫁到国外，而其国内的手工业者、农民才得以与氏族贵族一样享有参与政治的闲暇与能力。（*这与18世纪英国处于“日不落帝国”时期绅士风度在国内盛行，以及当今美国大谈人权与意识形态的心理状态有异曲同工之妙。）全体雅典公民实际上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数百个城邦的统治者，因此从整体意义上来说，古希腊世界仍然只是实行了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贵族寡头政治体制。
雅典失势曾一度陷入军事危机，为了挽救国家颓势，雅典公民忍痛恢复了寡头政治体制，甚至最终回到了为雅典政治传统所最为不齿的僭主政体。这种转变恰恰论证了在古代社会中，军事上的优劣相比经济因素而言对国内政治起到的作用更为直接，更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寡头政体削减了公民的权利，但如果不做出这样的牺牲，雅典公民就将面对全体沦为战争奴隶的危险。在这种权衡下，雅典公民做出了退让的决定，并理性的认识到，民主虽然能为强盛的国家增光添彩，却不能挽救国家于即倒。是繁荣造就了民主，而非民主开创了繁荣。因此，雅典的公法理论和民主制度多少像它所盛产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一样，是浪漫多而实用少的。
我们应当了解，作为雅典在希腊半岛上唯一有竞争力的对手，斯巴达城邦贯彻着另外一种统治思路，体现出截然不同的制度优势。斯巴达社会是一个原始尚武的军事集团，在性格上是简单朴素的。乔治·格罗脱在《希腊的僭主政治》一文中描述道：“其
宪法的实施，助之以不论穷富、一律看待的、严酷的、平等的包罗一切的纪律压力，这种包罗一切的压力使得在别处产生了煽动的许多肇因在斯巴达起不了作用，使最骄傲和最难驾御的公民习惯于一种永不偏离的忠诚的生活，满足了即存的制度化和正规的要求，使得斯巴达人的个人生活习惯甚至达到民主的雅典人所不能比拟的那样平等。”但他同时也指出：“斯巴达蔑视谈论，厌恶有条理的和漫长的讲话的风气，认为这种风气本身足以排除集体的公民在政治事务上或司法事务上的一切正当的干预。”因此，斯巴达城邦是民主政体的坚决反对者。显然，斯巴达的城邦精神更讲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