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的成文法
无论如何，看来在中国历史的最初时期[7]就已经有成文法的存在。据说舜[8]（约公元前2255-2205，比汉嫫拉比早一个多世纪）“颁布
刑法，以流刑取代先前的五刑。”帕克[9]认为，“中国人对于法律的观念首先是
刑法……是惩罚性的法律而非‘法与罚’。”因而舜对其司法官员作出了如下著名指示：[10]
“正是因为你对
刑法明晰的解释以及明智的运用，才向人们灌输了属于五种人际关系[11]的主要责任，才维续了帝国的和平与秩序。你的行为已经说明你基于这样的确信，即
刑法的终极目的是使人们脱离
刑法的必要性而非惩罚罪犯。”
孔子认识到了中国法之
刑法的这一方面，在回答弟子关于何为“四恶”的问题时，孔子说[12]：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最初的法律编纂
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中叶，《吕刑》[13]颁布，它详尽规定了
刑法的适用问题，下述值得我们予以特别关注。
“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孚，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为均。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14]
这也许是我们所能见的有关合理怀疑的最初表述。就如金律(Golden Rule)*一样，它在中国以否定的形式出现的，但它的确是无罪推定的一种说法，整个段落的氛围都是很感性的。
“到公元前6世纪末期，”帕克说[15]，“中华帝国行将分裂为各诸侯国，那时其中一个诸侯国的宰相是国王的近亲，也是孔子的密友……他在金属器物上铭刻法律条文以使百姓知晓（铸刑鼎）。”
若孤立地看待这一事件，我们会认为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用梅因的话来说，就是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转变[16]；但是，结合上述已经援引的例子来看，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转变早已进行，铸刑鼎只是颁布法律的方式的创新而非其肇端。
帕克将李悝《法经》（或曰“法经六篇”）与盖尤斯（Gaius）的成就作以比较[17]，他说，“这一著作包括六部分，它是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好的法律”，并且，“经过改造以后的法经是后继所有中国实在法的根基之所在”，法经是在公元前4世纪由李悝[18]编纂的，一个半世纪以后，经历了删减。六篇包括，“贼”、“盗”、“网“、“捕”、“杂”、“具”。从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论述：[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