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持有型犯罪以犯罪对象性质评价主体行为，不依附传统
刑法理论行为属性指示犯罪特征的架构，显示出与我国传统
刑法理论较大的疏离；主观上适用严格责任频率较高，可分离出我国传统
刑法理论故意与过失的范畴；客观上，持有与作为和不作为相鼎立，是传统
刑法理论不能解析的第三犯罪行为形式。为便于研究和适用，笔者建议称之为：第三种犯罪。
四、 实际价值：减轻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
研究持有型犯罪的独立形态，对司法操作尤具价值，关键在，减轻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刑诉法》修订，使我国传统犯罪概念增生新的内容，即犯罪应同时具备“
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证据意义上犯罪概念，程序意义上的犯罪概念”，提倡“如果案卷里有罪，但这种有罪的证据没有在法庭上充分展示，有罪的道理没有在法庭上充分说透，法官完全可以作出无罪判决”，强调重视“庭审中的犯罪”[18]，因而强化了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
但一些多发性和危害大的犯罪，用传统罪名（犯罪构成）已难治其罪，在行为人主观恶性难以证明，重要事实的来龙去脉无法查清之时，为不使狡猾的犯罪人逃脱法网，提高
刑法威慑力，持有型犯罪便成唯一选择。理由是：主观上适用严格责任，不须证明行为人是否“明知”，甚至不必查证行为人对持有现状是否知情（除非其有明确反证），阻却在庭审中“欲加之罪，强作解人”的现象；客观上持有是现存的事实，发现这个事实，就等于证明了这个事实，证明相对容易。如此，在实体规范与程序运作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在庭审中依法确认犯罪。
注释：
[1]题解：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的认识，一般从主观心态上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两种；从客观行为上分，有作为犯罪和不作为犯罪两种。而随着社会发展，犯罪形式和内容均不断变化，传统
刑法理论显露出窄迫、僵化、机械的一面，已不足以涵括全部犯罪，譬如本文所研究的持有型犯罪，在主观上，既非故意犯罪，也非过失犯罪；在客观上，不是作为犯罪，也不是不作为犯罪，无论主客观上均超越现行
刑法理论两种类型犯罪之外，所以笔者拟名“第三种犯罪”，以别于传统
刑法理论的犯罪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