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四类犯罪对象的共同特点，都是人们日常观念中的“不祥之物”或“不义之财”，财物本身就显示了“禁止的恶”，不言自明地体现了持有行为的可非难性；其次，犯罪对象特定且狭窄，阻断对持有其他尚不足以造成较大社会危害的财物的行为的惩罚，如伪造的票证也属非法财物，但大量持有，法律并未规定为犯罪；再次，犯罪对象的特定性决定持有型罪名数量的特定性，“一对象一犯罪”，由法律规定了罪数，依罪刑法定原则，其罪数不得逾越
刑法规定的范畴。因此，持有型犯罪的犯罪对象不单影响主体行为罪错评价，也影响罪数的确定，在传统理论中是变数，别具特质。
二、 主观特征：在故意和过失之外——严格责任之适用
过失不能构成持有型犯罪的主观要件，理由是持有即占有[7]，是行为主体对物的主动的控制与支配，而过失是被动性的，谈不上控制。
故意能否构成持有型犯罪的主观要件？一般学者认为“持有型犯罪在主观上都是故意的”，“对持有物的性质有所认识，故意对其保持持有状态”，“持有型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即明知持有物有害于社会，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状态的存在，该罪在大多数场合是直接故意，但也有少数间接故意的情况”[8]。原因在，囿于我国刑法理论犯罪构成四要件分析方法及其对罪过的常规思维：非过失，即故意。事实是，这种观点只能用于解释《
刑法》第
172条规定的持有、使用假币罪，对其他持有型犯罪，该观点不无研究余地。
第172条明确规定，只有“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因而该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而其余7条持有型犯罪，条文均未明确规定“明知”要件。鉴于刑事立法逻辑应保持内在的统一性，对同一类型犯罪，立法例应划一：假如主观上要求明知，则一条有规定，各条均应相应规定，不规定则不相应；再，退而求其次，不谈逻辑，则其余7条持有型犯罪需能被当然推定为“明知”。例如，盗窃罪，法条没有规定为“明知”，但由盗窃罪行为属性可推定其主观心态是故意。但持有型犯罪性质不由行为属性决定，而由犯罪对象决定，仅从持有人的行为无法判断其主观心态。如非法持有毒品，持有人心态可能是明知，也可能是无知，例如被人栽赃、误认（穿他人衣服，而衣服内有毒品），可见，“明知”不是可当然推定的唯一结论。若对各罪一味强求以“明知”为要件，则不但牵强，且有主观入罪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