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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权力滥用的趋向和可能性一直是政治和法律论著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文献请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0-71、161-171页； Marsilius of Padua , The Defender of Peace , Vol. 2, The Defenser Pacis , trans. by Alan Gerwi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wess,1956, pp. 87-88；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五十一篇；[英]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4-91页； 阿克顿勋爵：《自由与权力论说文集》，侯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29、278-29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335页。
[2] 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3] 参见罗玉中：《法律监督体系的完善》，载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9-333页，以及多数法理学教科书的有关论述。
[4] 三国时魏夏侯玄所言揭示了古代分权监察制度的存在原因和效果：“始自秦世，不师圣道，私以御职，奸以待下；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督察之曲客，设司察以纠之；宰牧相累，监察相司，人怀异心，上下殊务。汉承其绪，莫能匡改。”《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
[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4-215页。
[6] 《世界资料丛刊·罗马克里同时期》（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页。
[7] 郭道晖先生曾提出“以道德约束权力”的命题。他的这一命题的涵义非常广泛。他认为道德伦理具有一种强制力，这种强制力属于社会权力范畴，所谓社会权力就是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物质的与精神的，经济的和道德的）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支配力。具体论述请参见郭道晖：《道德的权力和以道德约束权力》，载《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149页。显然，郭先生的命题内涵比本文所谓的“以道德制约权力”的内涵更加宽泛，而且，这一命题侧重于主张以道德的外在强制力（社会的强制力）来约束国家权力，而本文所概括的“以道德制约权力”仅指依靠官员的内心道德信念来自行约束手中的权力，培养官员内心道德信念的方式是学习和教育。
[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4、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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