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诉救济的条件过窄，国家保护的主动性不够
刑法第
98条的规定中，把公诉救济的条件仅仅局限于被害人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情况，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公诉的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这一本质特征。公诉制度的根据不仅仅在于保护被害人，而更重在体现国家意志，通过保障社会秩序不因犯罪而处于紊乱无序状态，来达到保护社会成员个人的目的。如果仅仅局限于被害人诉讼能力这一介入条件，那只会带来公诉机关的消极性和模糊性，刑事诉讼积极保护的安全目的也无从谈起。
侵占罪案件还缺乏公诉救济保障。在侮辱、诽谤罪名中，其“但文”规定正是对
刑法第
98条适用公诉条件的另一种补充。但在第270条侵占罪名中则缺少了这一规定。事实上，侵占案件由于其犯罪对象具有不特定性，数额上具有伸缩性，不能排除因侵占对象的特殊而使此犯罪带来恶劣情况。比如，将他人遗忘的国防动员费用占为己有，数额巨大，被害人如果没有受到强制、威吓，那么被害人如果不起诉，那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得不到法律支持；如果按自诉程序承担举证责任，也即承担因个人诉讼能力弱而使国家受到重大损失的风险。可见，立法者只考虑了侵占这一行为的轻微，而忽略了其危害后果可能的严重性。
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六机关《规定》第4条虽然有了公诉救济的保障，但公安机关只是可以受理，说明自诉转为公诉，被害人得到公诉救济的权利是不完全的。而且，公安机关可以按公安部《规定》第160条“经过审查，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当案件霉烂和有关证据送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并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从而可能再次互相推诿，因此所谓公诉救济也就起不到任何功能，应当说这是我国公诉救济规定的消极性体现。
（三）自诉程序缺乏有力的国家法律保护和国家法律监督
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出庭，也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自诉案件的审判过程监督，使得自诉案件成了与检察院毫无关系的“身外之物”。检察院仅仅行使的是与民事、行政案件相同的“事后监督”。在一般的公诉案件中，人民检察院直接派员参加出庭，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由于对案件的审理有直观的了解，因而能相对及时、准确的进行监督。但在自诉案件中检察院不派员参加出庭，实际上少了审判过程的监督这一环节，检察院只能间接的根据相关当事人口述和文书内容，其监督力度大为减弱，使得公诉救济呈被动性，不利于对被害人的保护。而且，救济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变更控诉的不确定性，对案件自诉和公诉性质的认定本身就是相对的，如果对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不能强有力的监督制约，很有可能导致刑事惩罚的淡化，结果还是放纵了犯罪，实现不了刑事诉讼的安全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