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土资源说争论的一些看法-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这种思维方式不是由法学界首创，也不是法学界的专利。即使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些著名的学术战如“科玄论战”和八十年代的文化争论之所以声势浩大，颇具规模，除了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外，部分原因要归之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如在“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的代表人物张君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梁启超考察欧洲，有感于欧洲当时的悲惨状况，以及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的推崇，对欧战教训进行了总结，认为欧洲科学已经破产了，应该以东方的“精神文明”为救世之方和青年人的人生态度，并且认为“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这一观点遭到丁文江的猛烈抨击。他认为：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虽并无此事），科学毋需对此负责。在中国应提倡科学，而不是历数科学的罪状，可见，张君劢所要论证的是科学不是万能的，而丁文江坚持的是科学是有它的作用的，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这两者本不是对立的，但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放在一起，不加区别，就会产生不必要的争论和对立。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即使其提倡者如何倡导它，在事实上是无法实现的。一个民族在它最初兴起时所定下的基调是很难根除的。⑾对于传统文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要的问题。争论双方似乎都有所蔽。
　　关于本土资源说和法律移植论的争论也有类似的情况。法律界采取法律移植也是有苦衷的。在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迫切需要秩序，需要建立新的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行为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时，它不允许我们从容地、全盘地考虑（自近代以来，中国似乎一直面临这样的窘境）。这时，法律移植可能不是最好，但却是最有效的办法，其它的问题都因此而成为次要的了。这在理论上是可以理解的，在实践中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因此把一切反对意见都当成阻碍历史潮流的力量，当成敌人来对待，的确显得有些幼稚。⑿因此，如果法学界想让这场争论更有意义，就不该把重点放在本土资源说和法律移植论的取舍上，正如苏力所说：如果仅仅想表明一种态度，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太容易了。中国的法律界也许更应该关注一些难一点的问题。
　　此外，笔者不同意把本土资源说当成价值虚无主义或“抛弃了对法治研究的价值追求”⒀的说法。苏力认为法律不是普适的，法治建设应该和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相适应，恰恰反映了对价值问题的重视，怎么会是价值虚无的呢？不能因为别人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就认为这种选择是虚无的。从“法治的中性界定”也不能逻辑地推出本土资源说缺乏价值追求。而且，把苏力的观点称为法律工具主义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标签。如果一定要贴标签的话，法律移植论倒更符合这个标签。因为它隐含着这样的预设；只要是法律，就总会有用。把法律的实施看成是法律条文的运用，较少去考虑法治的语境及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