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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土著民族民间文艺作品的保护方面，尽管带有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智力劳动者劳动”的痕迹，但是更多的是出于对生态多样性保护和实现分配正义的考虑。这种考虑成为了突破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局限并构建新型权利保护制度的理由和基础。例如为解决由原始社区的社会组织形式特点导致的权利主体问题，出现了几种法律上的权利主体模型有：1、由个人（如经过批准或授权的传统文化传承人）对传统资源享有部分的权利；2、由某一社会群体（如民族自治组织）享有权利；3、由政府主管部门享有权利，由政府负责组织收集、整理、挖掘、复原、出版、发表、组织表演和展示本地区民族的民间文化，将获得的收益再用于传统资源的保护；4、作品进入公有领域。其中第1种和第3种是我国的立法模式。可以看到，这些主体模式已经与传统的几种主要知识产权的主体模式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也正是出于考虑原始社区特点而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重新选择的结果。
三、土著民族基因资源的保护
基因资源指动植物细胞染色体和其他亚细胞结构中包含的遗传基因信息 。这种信息与载体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初的研究者必须接触载体才能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土著民族在基因资源的载体储量方面具有天然的绝对优势：不但许多珍贵稀有的动植物品种集中在土著民族生活的地区；而且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封闭性极强，很多独特的人类基因谱系也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些动植物基因资源和人类基因谱系在农作物育种、生物医药等方面具有巨大价值 ，并且有日趋重要之势。
但是，土著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相当地落后，不可能拥有开发利用其基因资源所必须具备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专业人才，因此往往是由发达国家的科研人员通过对土著民族的基因资源进行研究来获得技术成果后投入商业使用，如申请专利、转让技术、制造药物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往往是无偿地甚至不经过土著民族同意就使用其基因资源；而土著民族不但无法因提供资源获得回报，反而需要为高科技医药产品向发达国家支付高额对价以满足本民族对此类产品的需求。与民间文艺作品的情形相同，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生物海盗（Bio-piracy）的行为对于土著民族来说无疑也是极不公平的。
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专利制度和版权制度）在全球范围的建立是发达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非法复制行为并对发展中国际施加各种压力的情形下完成的；但是，西方国家对基因资源的掠夺行为已使新的一轮利益冲突日益激化。也许问题的解决最终仍然是由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贸易谈判中的地位决定，但是，法律基础无疑也是重要的支柱。发达国家曾声称生物多样性资源（其中自然包括基因资源）属于人类共同的遗产，其目的不言而喻是试图遏制发展中国家对其主张财产权。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的《植物基因资源的行动纲领》就是这种政策的产物。但是，随着基因资源逐渐成为发达国家获取专利和动植物新品种权并从中攫取高额利润的物质基础，发展中国家开始重申对基因资源的主权。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宣布各国对其生物多样性资源拥有主权，这无疑也为各个土著民族对其基因资源申明权利奠定了基础。1993年，世界粮农组织也调整了《纲领》的精神，要求各国提供公平合理的基因技术成果的利益分享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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