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28日，A银行根据B公司的申请开立了金额为400万美元的信用证。5月25日，B公司签收了信用证详细的提单等单据。A银行将提单等单据交给B公司后，B公司给A银行出具了《信托收据》，内容有：B公司作为受托人将为A银行持有货物的权利凭证、单据、文件及其代表的所有货物，并于售货得款时立即交付给A银行。8月20日，A银行将信用证项下的货款400万美元对国外银行予以支付。但B公司仅于10月20日向A银行支付5万美元，其余395万美元未予偿付，C公司也未履行其保证义务。A银行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B公司立即归还395万美元及利息，C公司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一审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A银行与B公司签订的《贸易综合授信额度担保书》和B公司出具的质押书，应认定为有效。A银行履行了开证和付款的义务。B公司应承担未按约定偿还银行款项的义务。C公司在保证书中作出其保证的同一债权已经为B公司提供的质押担保所重叠，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
二十八条的规定相抵触，故该项保证无效。由于B公司将信用证项下的提单等单据设立质押，而A银行又以信托方式将单据交给B公司处理，在B公司下落不明的情况下，A银行未能举出提单所代表货物的实际价值，因此，信用证项下的货款400万美元应视为上述物的担保价值。而A银行对B公司在该物的担保价值以外的债权，C公司依法仍应承担保证责任。鉴于此，法院判决：1）B公司偿还尚欠A银行的款项395万美元及其利息；2）C公司对B公司上述债务超出400万美元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A银行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判决C公司对B公司应偿还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法院经几次开庭审理后，认为：C公司在向A银行出具的《贸易综合授信额度保证书》中，明确承诺对B公司在本案授信额度范围内对A银行所形成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连带责任不受A银行执行或不执行其它担保的影响。该承诺与《
担保法》第
二十八条规定虽有不同之处，但该项规定实质上是赋予保证人一项权利，而保证人明确放弃该项权利，是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C公司所作出的保证有效，应对B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因进口商——B公司下落不明，使得信托收据已经不是银行一方维护其权益的重要依据，与信托收据并存的保证则成为维护银行债权的关键所在。但是本案应如何认定信托收据、质押担保、保证的效力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颇为复杂的问题，法院必须慎重对待，银行则应从中汲取教训。本案对信托收据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但是从我国的司法来看，信托收据并很难得到法院的认可，本案中受托人的不能履行债务，更使信托收据形同虚设。但是实践中，银行却依然对信托收据抱有很大的依赖性。信托收据与质押、保证之间的关系则更是本案必须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银行和法院都有必要慎重地解决如下问题：
第一，信托收据所构建的关系能否在没有
信托法的制度中得到认可。在案件发生的背景中，虽然我国已经有规范信托公司的法规和规章，但是缺乏《
信托法》，有关信托关系的基本问题均缺乏法律的调整，诸如何谓信托财产、信托设立的要件、信托财产与受托人自有财产之间的关系如何、受托人的权利义务等均没有法律明确的规定。此种背景之下，信托收据所构建的关系也就很难得到法院认可。也正因为如此，在过去的一些判例中，银行主张依据信托收据来主张对信托财产的优先权时，往往得不到法院认可。我国银行业采用信托收据的做法，借鉴了有完善的信托制度为依托的英美国家银行的惯例。在健全的信托法制背景下，银行与进口商之间以信托收据为基础，银行基于对货物的合法权利而将货物信托给进口商处分，银行和进口商都对货物享有一定的权利，银行虽然交出了信用证项下的单据，但并没有放弃对货物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