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经济学角度简单解释一下法律的起源、变迁以及法律的某些特征。统治者为什么也要制定法律？提倡法治?因为从事后看，法治意味着对自身的约束，对他们而言似乎并非好消息。假设，统治者出于一个对他自己有利的角度制定一个规范，这个规范一旦成文，一旦获得某种程度约束力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可信，那么人们可能就有动力和激励可通过成文理解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人们显然不会完全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去理解、去解释、去做，而是会钻这个成文规则的空子，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为自己的行为的合法性做辩护。这时，统治者就会面临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重新更改，还有一个就是随它去吧。统治者到底怎么选择呢?我的解释是，假如说，收回法律，人们就说你的信誉有问题，这样，以后你再制定法律，人们对此就不会相信了，可能会不积极交税，不积极劳动，统治者失去了承诺的激励功能，这对统治者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这样就导致了他选择顺其自然要比收回成命好一些。在这样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最后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就由不得他了，它可能已经远远偏离了统治者的初衷。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法治是演进的产物，不是哪个人的恩赐，也不是哪个人建构或设计的产物。另外，法律特别是
宪法从制定到实施制定整个过程都需要向公众提供一个可置信（credible）的承诺，某种程度上说，制定的成本越高，承诺的可信度就越大，因为改变的可能性越小。所以成文法有可能比不成文法可信，人类早就意识到这点，实际上成文法的出现也是法律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且同时法律制定以后要公布，晓之以众，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社会的“正当性”或合法性（“正当性”或合法性为何物往往讲不清楚），而更重要的目的在于：（1）使法律变得更加可置信；（2）使法律成为社会的共同知识。后者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使人们行为成为可预期性的基础，是人们之间博弈的基础，进一步说，前者不过是后者内容的一部分，可置信与否可能就是人们对法律的共同知识的一部分。法律实施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求人们拥有关于“法律的可置信性”的共同知识。立法者必须这样努力。例如，象美国的
宪法是刻在碑子上的，假如中国的
宪法也“勒之以石”不知会如何。这是思考题。
我谈的问题都是小问题，也只是在经济学的语境里讲几个小故事，论证可能是粗糙的，更深入的探讨将在其他正式论文里给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