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到，真理和信仰的资源正日益向民间流转，这是政治权力的失语与民间力量的成长双重作用的结果。形式上，政治权力的话语仍占主流，但实质上，其主导力量则在渐渐隐退。“十年”灾难的回忆、社会现实的不公和权力腐败的横行等等都不可避免在侵蚀着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资源。而与此相对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民间话语的成长成不可遏止之势，西方思想和实践的汇入则进一步催生了知识分子人文理想的复苏。进入九十年代后，正义、自由、人权等等这些一度被视为禁区的语汇，成为法学界频繁出现的字眼。已有的和将有的立法被学者们放在了更高的理念下进行审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和前导性意识终于苏醒，并日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虽然目前这种作用还不让人乐观，但从对实然的阐释到源于应然的审视，当代中国的法治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知识分子开始力图扮演社会真正的“立法者”的角色，以自己的价值理念为社会的前进立法。这种法律理念的再生可能比对法制本身的追求更为重要。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真理和信仰的权威如果同政治权力的权威融合在一起，就会在理想探索的活水中投入凝固剂。因为在观念形态中，真理和信仰必然要高于世俗的权威，它会永远保持对现存权威的批判性，而一旦被世俗权力所攥住，它首先丧失的就将是对现存权威的批判，对应然的探索会蜕变为对现状的诠释，它高举的将是“红旗”，而不是“求是”。探索的终结意味着真理和信仰到此为终极，这也就意味着权力失去了更高的价值理念的约束。而真理和信仰都成了高高在上的我们仰望的星空。
但星空不是用来仰望的，而是用来飞翔的。要使七O年的
宪法草案永远停留为现实中的历史，而
宪法第
十三条修正案则生长为历史延续的现实，知识分子就必须完成从阐释者到立法者角色的转换。齐格蒙·鲍曼曾以《立法者与阐释者》为题论证了知识分子由现代中的立法者转变为后现代的阐释者，虽然他是在与本文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但不管怎样，在中国谈后现代显然还为时过早，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实际还处在现代精神的启蒙阶段，我们需要的是立法者，而不是阐释者。
而这种知识分子的立法是建基在对真理和信仰的追求之上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能在真理和信仰的星空中自由飞翔，而不只是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