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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的主张
美国要求专家组驳回欧共体的全部主张。美国认为：
（1）第304节（a）（2）（A）并非与DSU第23条不一致，因为欧共体没有证明，该条款要求USTR在没有DSB裁决的情况下确定美国依贸易协定所享有的权利受到了否定。
（2）第306节（b）并非与DSU第23条不一致，因为欧共体没有证明，该条款要求USTR确定美国依贸易协定所享有的权利受到了否定。
（3）第306节（b）和第305节（a）（1）并非与DSU第23条不一致，因为欧共体没有证明，这些规定要求USTR未经DSB授权就中止减让。
（4）第306节（b）并非与GATT 1994第1条、第2条、第3条、第8条和第11条不一致，因为欧共体没有证明，这一规定要求以与DSB授权不一致的方式中止减让。
（5）“301条款”并非与第16条第4款不一致，因为它们没有要求采取违反DSU或GATT 1994任何规定的行为，也没有排除与这些义务一致的行为。
总之，美国认为，欧共体是借法律分名义提起了一起政治案件。欧共体的请求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是完全符合DSU的规则和程序的：第304节允许USTR依据通过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裁决作出决定；第305节和第306节允许USTR根据DSU第22条请求和接受对中止减让的授权。
二、专家组裁决
专家组认为，本案的政治敏感性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自己就声称，“301条款”不是一个普通的法律。在16个第三方成员中，12个对该法提出批评。
专家组称，他们的职责是司法上的。根据DSU第11条，专家组“应对审议的事项作出客观评估，包括对该案件事实及有关适用协议的适用性和一致性的客观评估，并做出可协助DSB提出建议或提出适用协议所规定的裁决的其他调查结果。”因此，专家组的职责限于欧共体的具体请求。专家组没有被要求对“301条款”与WTO协定的一致情况作出一个总体评价；专家组没有被要求审查适用“301条款”的个案中美国的行为与WTO的一致性；专家组也没有被要求审查USTR所采取的决定和行动未涉及美国依WTO协定所享有的权利时，这些规定是否与WTO一致，包括授权USTR确定某一事项是否超出了WTO协定范围的规定。
（一）第304节是否与DSU第23.2条（a）不一致
1、双方的主张
欧共体主张，第304节授权USTR“单方面”确定另一WTO成员是否侵犯了美国依WTO所享有的权利。欧共体称，USTR的决定必须在依第302节发起调查之日起18个月内作出。这一日期一般与依据DSU提起的磋商请求一致，但DSU程序可以持续19个半月。因此，即使DSU未就此事项作出裁决，依据第304节也必须作出决定，因而违背了DSU第23.2条（a）。
美国称，第304节并没有强迫USTR在WTO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未作出裁决的情况下，就美国的权利受损害作出决定；不仅如此，第304节（a）（1）的决定必须以WTO争端解决程序为基础，这就预先排除了在DSB作出裁决之前确定美国权利受损害的情况。美国称，第304节只是要求USTR确定美国权利“是否”（而非“是”）受到了损害。根据美国的观点，USTR有权确定不存在违反的情况，DSB未确定违反的情况，违反的情况将于DSB通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裁决时予以确定，以及正在进行的调查必须终止。美国还辩称，完成争端解决程序的有关期限，即从请求磋商到DSB通过报告，不是欧共体所说的19个半月，而是16个月零20天。
2、对第304节用语的初步裁决
专家组认为，从第304节用语本身，提交的证据和观点，以及WTO相关规定的解释等各个方面看，对第304节的用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根据第304节（a）（2）的用语，USTR必须在提出磋商请求后18个月内就美国的权利是否正在受到损害作出裁决。这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立法部门未给行政部门留有自由裁量权。第二，DSU中多数的时限，要么是最低时限，上不封顶；[4]要么是最高期限，但仅仅是指导性的。[5]DSU程序，从请求磋商到DSB通过裁决，可能超过18个月，实践中也常常超过18个月。[6]因此，在某些情况下，USTR是可能会在DSU多边程序结束前就美国权利是否受损害单方面作出决定的。事实上，USTR也是这样做的。第三，虽然USTR必须在18个月内作出决定，但根据第304节的宽泛授权，并不存在强迫他在DSU程序结束前确定美国依WTO所享有的权利已经受到损害的情况（即“不一致的决定”）。第304节（a）要求USTR在8个月内确定美国权利“是否”正在受到损害，并没有要求在18个月结束时确定美国的权利“是”受到了损害。这就给USTR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以确定该决定的内容。第四，根据第304节的用语，并不排除作出这种“不一致的决定”。总之，第304节授权USTR在某些情况下于DSB作出裁决前单方面决定美国权利是否受到损害，但第304节既没有要求，也没有排除USTR作出“不一致的决定”。第304节的用语将18个月后，甚至在DSU程序结束前，单方面作出“不一致的决定”的权力授予了USTR。
3、第304节的用语与成员根据DSU第23条的义务
如上所述，第304节并没有强性要求USTR作出“不一致的决定”。因此，专家组要审查的问题，就是第304节本身，而不是在具体适用时，是否违反成员根据DSU第23条第2款（a）所规定的义务。专家组首先对DSU第23条进行了解释。
（1）DSU第23条义务的双重性质
第23条的标题是“多边体制的加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成员在涉及WTO权利和义务时单方面解决其争议，要求成员遵守DSU的多边规则和程序。第23条的含义是：应由WTO通过其DSU程序，而不是由个别WTO成员，确定存在与WTO不一致的情况；应由WTO或争端双方通过第21条的程序，而不是由个别WTO成员，确定实施DSB建议和裁决的合理时限；应由WTO通过第22条的程序，而不是个别WTO成员，在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确定中止减让的水平或因为与WTO不一致而实施的其他义务，以及授权实际实施这些中止减让。因此，第23条明确禁止WTO成员在任何争议中采取单方面的具体行动。这是第23条的第一类义务。
但专家组在本案中的任务，不是审查在某一特定争议中依据第304节采取的具体行动是否符合WTO，而是确定第304节本身是否违反DSU。这便涉及了第23条的第二类义务。
总的说来，GATT实践、《WTO协定》第16条第4款以及近期的WTO专家组报告，都非常明确地表明，这样的立法本身，即使不在具体情况下适用，也是可能违反GATT/WTO义务的。例如，在GATT实践中，对进口产品进行税收歧视的法律，即使没有具体适用于具体产品，即还没有产品受到歧视，就是与GATT不一致的。[7]《WTO协定》第16条第4款更明确确认，这类立法有可能违反WTO，因为该款规定，每个成员都应确保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其在WTO各协议中的义务相一致。“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都是一般适用的措施，而不一定是适用于某种具体情况的措施。该款虽然没有扩大WTO各项协议的实质性义务，但扩大了服从这些义务的措施的类型。[8]近期的WTO专家组报告也确认，这种立法即使没有适用于具体情况，也可能与WTO规则不一致。[9]
立法可能如此违反WTO义务，也因此可能违反DSU第23条。专家组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有上述案例法和第16条第4款，还决定于第23条义务的性质。
第23条第1款不仅仅是有关违反的具体情况的，它还规定了一个一般性的、具有双重性质的义务。首先，它要求WTO所有成员在寻求纠正WTO不一致行为时，必须援引DSU规定的多边程序。WTO成员应援引WTO争端解决程序，而不是其他的制度，特别是那些单方面实施WTO权利和义务的制度。这一规定可以称为“排他性争端解决条款”，是成员在DSU中权利和义务的重要的、新的组成部分。其次，第23条第1款还要求，成员在援引DSU的争端解决制度时，必须遵守DSU的规则和程序。这个义务是确认性的：成员援引DSU程序，必须遵守DSU的所有规则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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