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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种种的问题，也许不是此篇文章所能列举的。
为了改变法律法规如此混乱的情形，“法典化”便作为一剂良药被法学家、立法者们提上了日程。不仅民法、
刑法等传统领域呼吁法典化进程，经济法、诉讼法、知识产权法、国际私法等部门法也都纷纷提出要求法典化的问题。
的确，大陆法系国家一直有着注重法典的传统。自公元 6世纪查士丁尼帝召集法学家汇篆“民法大全”始，法典化立法即成为民法的形式理性。综观大陆法系诸国，在其法律体系中，法典都居于中心地位。在某些研究法制史的学者眼中，法典化甚至是某国法制发达程度的最重要的标志。在这些国家（尤其是德国），深厚的理论基础、严密的逻辑结构和层次分明、含义明确的概念体系为他们国家的法典化提供了充足的准备。在这一历史驱动之下，法典愈来愈成为大陆法系的重要标志，并成为人们将其与英美法系相别的显著特征。欲承袭大陆法系的传统，编制法典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举措。
其实我国也是有着法典传统的。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有一整套一脉相传的成文法典。从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学人物李悝的《法经》一直到被各国学者认为立法技巧绝不逊色于欧洲8世纪刑法典的6世纪制订的《唐律疏议》，这些法典都经过精心制作，内部结构明确，文字洗练。然而，法律在那个时候被当作政治手段和引导百姓的生活标准，所以这些辉煌的法典往往和社会实际的生活习惯并不完全相符合。这样一来，这些法典很难得到民间的认同，法律归法律，生活归生活的情况也就十分普遍。长此以往，在民间就形成了漠视法律的倾向。所以，虽然我们曾经有过十分辉煌的法典，但是始终没有形成良好的法律传统。
从中外编纂法典的历史，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有完备的法典并不等于良好的法律秩序和法律传统；完备的法典的制定需要各种先行条件的具备。那么我们国家时候已经具备了法典编纂的时机呢？法学家边沁曾经总结了法典编纂的意义在于：（1）它必须提出十分充分的整套法律，以致无需以判例和注释来加以补充；（2）在叙述其包含的法则时，必须每句话都达到最大的普遍性；（3）这些法律必须以严格的逻辑顺序叙述出来；（4）法则所使用的术语准确界定，前后一致。在我们国家现在法规体系、法学术语、逻辑体系等等如此混乱、立法技术欠缺的情形下，急于给各个部门都制订出一部法典似乎是一种急功近利、很不切实际的做法。而且有些法律部门的形式特征，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象民法、
刑法等传统领域一样能形成一个完备的法典体系，例如行政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