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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考虑问题，所以千言万语，总不出于君道、臣道、术道。拘束在这种狭窄的主题上想问题，很难发展出民主的意蕴”[6]。参照现代法治精神进行比较，在儒家思想中从未提到过诸如宪制、三权分立、权力的相互制衡等等重要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权力结构是个简单的金字塔，最高的统治者居于顶端，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于一身，通过改造他，就可以达到改造整个社会。可见，儒家的德治实质是一种人治而不可能是法治，由于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道德完善上，靠的是统治者的道德完善来建立仁政。这犹如在沙滩上造房子，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一个仁慈的独裁者。所以儒家虽然从理论上说是圣人之治，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成为专制统治。这是一种典型的家长式统治，与法治精神相差甚远。
第二，儒家把统治者道德改造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本人的自我修养上，对他的行为，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是政治的还是私人的，都没有任何公共的监督。我们就不难想象，一种依赖道德规劝和统治者自我修养进行统治毕竟非常软弱，不足以约束邪恶、腐败的统治者。靠这种德治思想，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我们也听到了儒家反抗暴政的倡导，但缺少法律具有的监督纠错机制，人民没有权力去约束、监督一个坏的统治者，所以在道德的名义下不道德的行为总是比比皆是。
德治是由修身以至治国平天下，由尽己之性达到尽人之性，靠的是自身德性表率或榜样的推动，这种“君子笃恭而天下平”的想法，在理论上有其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素，但在实际生活中却难以操作，难于实现。事实上，民众不觉悟，主体不独立，人民的道德素质不高，仅靠统治者德治的推扩感应，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而且有可能演变成人治和暴政。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当统治者无德时，对这些缺德的暴君污吏，往往会束手无策。另外，即使真有道德自觉的圣君贤相出现，往往缺乏迎接呼应承当的广泛力量，圣君贤相也会感到孤单悬隔，负担太重，因之常常是力不从心。
第三，道德与法律相比，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什么是德？您主张的德是否就是我坚持的德？德的标准是什么？人类事务中几乎方方面面都涉及到道德范畴问题，由于道德标准含混不清，德的难以衡估和操作，常常使统治者突破一切应有的限制，以他的德冒充世人的德，统治者的权力范围逐渐膨胀到无事不能管的地步。“统治者的权力没有上限，而人民的权利没有下限，统治者权力无边，人民的权利却没有基本保障，最后必然导致极权统治”[7] 以致民主政治的基础永远建立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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