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党人的这一“大国民主之道〃对于我们中国这一巨型大国如何走向民主的启示，我以为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当然都太熟悉中国历史上一旦王权动摇必天下大乱的种种故事，我们也知道正因为如此自贾谊 “过秦论〃 以还中国历代儒家士大夫对于长治久安的高度重视，也正是由于这种重视，儒家主流历来有以维护中国大一统为己任的传统。但自从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来，我们不但至今尚未能奠定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而且事实上尚未对中国这一巨型国家如何可能“共和〃，没有君主如何可能长治久安这一问题作过真正深入的思考。晚近士风颇以妄自菲薄儒家维护大一统这一传统本身而自标榜，似乎儒家历来维护大一统本身就是错了。这既不公正更未切中问题所在。事实上在西方，亚里斯多德早已见出所谓“王权〃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乃内在于任何政治体制，这是因为任何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都是中央权力如何落实的问题；[37] 西方传统认为大国只能行君主制也是因为国家越大，中央权力的落实问题就越困难。我们今天应该说历代儒家对此都有太深刻的理解，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并不在于他们维护中国的大一统，而是在于他们与西方传统思想家一样（试读但丁的《论王权》），无法看出大国无王权如何可能长治久安。今日之事由此也并不是单纯反对大一统的传统而走“封建〃的老路，而毋宁是要继承儒家历来重视长治久安之道的传统，探讨如何在中国这一巨型大国以民主的方式重新奠定中央权力的正当性基础。联邦党人为美国建国所作的努力实际表明，中央集权并不必然走向专制。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要否集权，而是在于如何集权。联邦党人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们最早见出，最强大的中央集权恰恰只有在中央权力来自于公民们直接授权的政治社会才真正可能。换言之，他们相当清楚地看出，强化中央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恰恰就是扩大大众民主，这也正是日后韦伯的基本看法。[38]
晚近以来中国所谓 “中央与地方〃 的张力日益加剧事实上已使重新奠定中国的中央权力的问题变得分外突出，因为这一张力的实质无非是，由于中国社会分殊化的高度发展，已使 “中 央〃 日感缺乏足够的权力基础来整合不同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从更深一层的角度看，中央权力基础不足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中国的中央权力并未立足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亦即由于缺乏一套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其中的全国性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中国的中央政治权力事实上并无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亦即它无法象发达经济民族的中央权力那样可以 诉诸全国性大选来直接取得社会大众的民意支持，从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自身权力不容挑战的正当性基础（legitimacy）。 由此而言，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事实上是要解决重新奠定中央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问题，亦即使之能直接立足于以全国性大选为杠杆的大众民主基础之上。在中国今后的政治安排中，一方面，地方权力应当有高度的自主独立性，即它们不应由中央任命而应由当地人民选举产生（地方选举），但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中央权力对于地方权力必须具有高度的自主独立性。诚如韦伯早就深刻见出，社会经济发展越 是多元分殊，中央权力就越有必要立足于全民直选，否则必处处受制于各种地方或集团利 益。[39]本文下篇由此将试图探讨中国全国人大直选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说到底，以定期性的全国性大选来凝聚全民族的政治向心力和政治意志力乃是一个民族走向政治成熟的 根本标志。
下篇：以“一党执政〃的不同形态向民主过渡
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个原则如果形成互补就都是对的，如果它们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
M. Bluntschli
一、人大直选：党政合一而非党政分离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大病之一是层层间接选举，例如全国人大由省人大间接选出，省人大又由县人大间接选出，其结果是中央权力距离社会大众十万八千里，一方面是大多数国民事实上生活在政治过程之外，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力基础被逐级架空而无从直接获得民众支持。 因为如此，中国的“中央〃现在是以孤家寡人之势在与各种地方和集团势力相周旋，不但日益力不从心，而且往往吃力不讨好。
事实上，发达经济民族加强中央权力的最主要制度化安排就是尽可能减少间接选举的层次而扩大直接选举，以确保最上层的中央权力具有比任何地方或集团势力更大的社会民众基础。例如美国宪法规定，联邦众议员不得由各州议会间接选举产生，而必须由各州人民直接选出；第十七条
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联邦参议员同样必须由各州人民直选产生，不能由各州议会间接选出；更重要的是，联邦党人在费城制宪会议经过长期讨论，最后决定美国总统不由众议院间接选出，而由全美人民另派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其中心考虑就是要使美国总统的权力基础直接来源于美国人民，并向全体美国人民直接负责。所有这些宪政安排都旨在使美国的联邦政府能将其权力正当性直接立足于最广大的民众基础之上，以确保联邦政府的权力基础绝对不受各州政治权力的挑战，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美国从一个松散的各州邦联最终成熟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民族〃。顺便应当指出，议会制与总统制尽管不同，但在诉诸全民直选以奠定中央权力正当性基础上则并无二致，事实上议会制国家在中央权力不足时最常采用的做法就是提前举行全国大选，以从社会大众的直接支持中获取新的权力正当性基础。中国共产党目前对选举政治仍充满惧心，以致近期中国似仍无走向充分选举的前景。但正如韦伯当年竭力向其国人所指出，所有强盛民族在现代都走向以大众民主为基础的选举政治绝非偶然现象，而是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导致社会高度分殊发展后一个民族凝聚政治向心力的唯一有效手段（传统宗教和道德都将不足以凝聚民族政治向心力，狭隘民族主义则必然以牺牲多元分殊发展为代价）。今日中国社会的高度分殊化已使传统政治机制日益捉襟见肘，处处力不从心。传说中的邓力群万言书事实上相当正确地指出了中共今日在社会基层日益萎缩，从而正在日益失去其大众政党品格这一趋势。但万言书指望中共重回传统政治之路是既不可取也不现实的。中共今日欲重建自己作为大众政党的积极进取道路是主动走向选举政治，以执政党的优势地位积极运用选举的杠杆去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