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
刑法》第
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限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
刑法》第
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该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只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里所说的“公司”，是指依照
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则是指上述两种公司以外的任何依法从事营利性活动的经济组织，如工厂、商店、宾馆、饭店等；“其他单位”则是指既不是公司和企业，也不是国有单位。纵观本案的情况，被告人李正山是个农民，不是灯具厂里的正式职工，也不享受该厂的其他福利，而是临时接受委托为灯具厂代为签订供货合同，且双方亦没有形成劳动合同关系，被告人李正山与灯具厂之间签订的协议，是对业务费结算问题作出的约定，对于这份协议可视为是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人李正山与灯具厂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这是客观事实，但这种委托关系不能等同于《
刑法》第
九十三条中所规定的“委派”，这里所说的“委派”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而言的，而“委派”的前题条件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到“非国有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很显然，被告人李正山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委派”条件。因此，不能将《
刑法》第
九十三条中的“委派”规定，用来套用《
刑法》第
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挪用资金罪的主体确定；修订后的《
刑法》废除了类推制度，实行了彻底的罪行法定原则，当法律没有对某一犯罪构成作出立法或司法解释前，是不能随意地进行扩张解释的，如果我们将《
刑法》第
九十三条的“委派”规定扩张到挪用资金罪中，则违背了罪行法定原则，扩大了惩治范围；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类行为，他不仅严重地损害了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且也具有社会危害性，这个问题可能是立法上的缺陷，但法律是不能包容这个缺陷的 。因此，我们不能把法律还没有规定的东西包容进去，并作为犯罪来进行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