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关贪贿犯罪的各种“变形”的表现形式。国家工作人员表面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背地里去却通过自己的配偶、亲友甚至情妇（夫）索取或者非法收受非法利益，或者对自己的配偶、亲友、情妇（夫）索取或者收受他人非法利益的行为采取默许、纵容的态度，彼此心照不宣，形成一种默契。一旦东窗事发，则与其订立攻守同盟，借口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而逃避刑事追究。针对上面的情况，日本
刑法中有相应规定，叫做单纯受贿罪。只要就职务上的事项拿了人家钱，开口要求人家给钱，就是犯罪；而是否给人家办事，则在所不论。我想这是我们立法完善所需要借鉴的。这种的情况，在任职期间给人家办事，把办事和拿钱在时间上分开，这种情况能不能按受贿罪处理？据说有一位领导干部在为人家办了事以后，人家送钱，他严词斥责：“我是党的领导干部，我任职期间，怎么能拿你的钱？”坚决没要。离任以后拿了。我想，这种情况的区分也应把握住一点：他拿人钱财时有没有明确的意图？上任前拿人钱财，知道自己将要上任，别人有求于我，先收下对方的钱，上任以后再为他办事。这种情况已有明确的故意，那就按受贿罪处理；第二种情况是离职以后拿人钱财，这种情况要注意，这里涉及一个主体身份的问题，毕竟已离退休，他是否还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很难说。但也不是绝对不能定，关键是看双方是否有明确约定。如果在任期间有约定，双方心领神会，毫无疑问，最高法院有司法解释，按受贿罪处理。关键是第二种情况，即没有明确约定，离退休后知道对方给自己送钱，是因为在任期间为他办了事。这种情况能不能定？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我个人认为该定。因为这种情况同样亵渎的是在任期间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最后一种情况，就是家属人员受贿的问题。开始是妻子、丈夫背着自己拿了钱，后来是子女背着父母拿了钱，再后来，发展到情妇、情夫。例如我为你办了事，作为回报，你给我钱，我不敢拿，就对你说，我不把钱给你，给你那个什么什么人行不行？或给完后，说作为感谢，已经给了你情妇多少钱，或直接授意对方把钱给自己的什么人。这种情况都应该按受贿罪处理，因为对方之所以给第三人钱，是因为我给你办了事，是基于我的意志，至少是在我的授意或默许或指使之下把钱给了第三人。这实质上仍是一种出卖公权获取私利的行为，而这个私利到底进了谁的腰包，我想这不是认定受贿罪的关键。只要基于你的意志进行了这种公权和私利之间的交易，就已经符合了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实践中可能有形式主义的标准，认为不该定受贿罪，我认为这是对法条的机械的理解。这是我说的第三个问题，当然这仍是一个立法完善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借鉴日本
刑法的相关规定。这个问题涉及相关的制度配套问题。因为没有财产申报制度，实践上很难能适用，想查也查不了。东窗事发往往是因为别的案子被牵扯进来了，或者是因为“小偷立功”。我想讲的就这么多，权作抛砖引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