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法网的漏洞及其补救
梁根林
【全文】
梁根林：我国现在正处在世纪之交，贪污贿赂也是一个高发的问题，国家这几年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以前是“杀鸡”，现在是“杀猴”，以前是“杀鸡儆猴”现在是“杀猴儆鸡 ”。大家公认的一点是，近年我国加大了整治贪污腐败的力度，党和政府惩治贪官的决心很大。但是，一方面刑罚高压，一方面贪贿高发？当然，这里面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我们是学法律的，在法律，言法律，我们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探究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主要集中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贿赂罪受贿的对象范围限定在“财物”上，只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了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是受贿罪，这就放纵了大量“用公权交易私利”的犯罪。把贿赂罪受贿的对象范围限定在“财物”上，这种规定是阻碍我们查处贪贿犯罪的重要原因。但现实生活当中，除了“财物”以外， 还存在大量规避以“公权”换“私利”的非法交易问题。比如说，国家工作人员行使公共权力，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要求对方为自己或为他人设定债权，免除债务，免费提供劳务，免费装修住房，免费出国，出境旅游，减免贷款利息，免费提供住房使用权，解决城市户口，调动工作，招工转干，提拔职务，安排出国留学，吃喝娱乐、消费，甚至提供性服务。这里的“性服务”也就是媒体上常说的“性贿赂”。从形式上看，在获取这些非法利益时，没有直接拿钱往自己口袋里装，形式上规避了
刑法的规定，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公仆”们就想，在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过程中，吃点喝点拿点享受点没关系，但要把握一条线，不要把别人的钱往自己口袋里装，装就有问题，不装就没问题，这样，进行这种实质上是犯罪的行为就是没有风险的，没有罪责的，所以，大家纷纷效仿，趋之若鹜。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十多年前就有人主张，应该把贿赂的范围扩大到“财产性的利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免除债务，设定债权、股权，免费提拱劳务，免费装修住房，免费出国、出境旅游等，都是用公权换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甚至也有人主张，把贿赂的范围扩展到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以国外的立法来看，许多国家的立法、判例都确认了受贿的范围包括：一切能满足人的精神的、物质的需要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利益，只要你用公权换取了这些私利，这就是受贿罪。相比之下，我国立法比较滞后，从我国查处贪贿犯罪的现实需要看，也是必要的，对这种行为怎么处理？我想，应该从两个角度加以注意，一个是价值判断和立法评价的角度看，我们有没有必要把贿赂的范围扩大到财产性利益，特别是非财产性利益。对于扩展到财产性的利益，没有什么争议，实践中也有这样的操作，但扩展到非财产性利益，有没有必要？可行不行？符合不符合受贿罪的本质？能不能在法理上说得过去？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一个，从适用解释的角度来说，在现行法律没有修改之前，我们怎样处理这样的行为，这是我说的两个角度。
首先，从立法评价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应该把贿赂的范围扩展到“非财产性利益”，也就是把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一齐归到贿赂的范围中去。所以如此，是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就是适应打击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有学者统计后发现，九十年代，一千多个贪贿犯罪案例，90%以上都夹杂着“权”和“色”的交易，这说明，权色交易和权钱交易一样，已经成为公权和私利交易的最主要的一种形式。除此以外，还有以其他的财产性的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交换公权、出卖公权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刑事立法应及时打击，适应现实需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