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制度:利益与情感的角逐
袁真富（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全文】
知识产权制度:利益与情感的角逐
—— 从软件最终用户责任谈起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袁真富
摘要：在知识产权制度的背后，可以发现本国现实、国际关系和法律传统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不可估量。因此，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完善，在满足国际公约最低要求的限度内，须顾及这些因素。从而得出结论，非授权软件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显然是不宜承认的。
关键词： 知识产权制度 本国现实 国际关系 法律传统 软件最终用户责任
2000年，全球盗版软件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近150亿美元，所以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盗版似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然而，俞梅荪先生却在其洋洋万言的《买假启示录——打击盗版物两难：应从社会源头抓起》（2001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法律研讨会”递交的论文。）一文中，以其亲身经历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没想到，深入盗版市场实际，才发现其也有符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大大造福于社会的正面效应，有其合情合理之处。”如果放弃对盗版的成见，可以发现盗版带动了电脑硬件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似乎功莫大焉。而且，盗版还解决了国民囊中羞涩的窘况，又有利于反垄断，抑制正版产品的高昂价格。因而在合法生产商看来面目可憎的盗版问题，在消费者眼里却是面目可爱。由此，对于使用盗版（非授权软件）的最终用户，是否应当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问题，由于法律并没有予以明确规定，因而代表或支持各方利益的人是争执不下，难分伯仲。究竟哪一方更有说服力呢？中国以后制定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对此该如何作出反应？显然，这必须从知识产权制度的背后去寻找答案。
一、从本国现实上看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的诞生与发展，是与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相适应的。15世纪的意大利威尼斯城作为当时西方世界的商业中心，产生了最初的专利制度。1409年，威尼斯城授予一位叫海斯林根（Henricus von Hesling）的日尔曼人根据运用于日尔曼人的普通法，拥有对一项矿物加工技术的专有权。（Harold c.Wegner:Patent Harmanization,London:Sweet&Maxwell,1993 P.3.）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西方国家已相对完善了专利、版权和商标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伯尔尼公约》、《巴黎公约》等国际条约也不断修订，拓展新的保护范围，承认新的权利内容，即是为了因应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时代趋势。必须注意的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国靠知识产权制度推动了科技进步，但进程是缓慢的，是与其国家利益及科技水平相适应的。美国1790年就颁布了联邦
专利法与联邦版权法。在联邦
专利法施行不到50年，美国开始把专利保护扩大到一切外国国民。因为这有助于美国自身吸引先进技术。但是，在对待外国人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上，美国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在联邦版权法颁布100多年后，才宣布在有限的条件下对仅仅四个国家的作品给予版权保护。直到1989年，美国才加入伯尔尼公约。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保护外国的版权往往会使本国经济利益受到损失。“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知识产权问题不是学术理论问题，而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政治问题。”（寿步：《经济实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三论软件侵权如何界定》, 见http://www.netlawcn.com/f4/0036.htm. 2001年10月24日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