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司法化的第二个方面是：在司法机关对个案审理过程中，能否对有违宪疑议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问题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这涉及到司法机关有否违宪审查权的问题。无疑已经不是一个技术性命题，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宪政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甚至包括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等层面。一般而言，违宪审查权的行使关涉到两个
宪法问题。即
宪法的解释权和监督权。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
宪法的解释权和监督权是相互印证的。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首先必须对
宪法进行必要的解释，即何者为
宪法之真正含义。按照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结论，这种解释无疑具有开放性，使
宪法的变迁得以发生，从而可能实现判决在具体语境下的个案公正。但是问题在于，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是否有其理论基础和技术（知识）基础。在理论上（一国的宪政构架），司法机关是否具有违宪审查权涉及到一国权力配置的格局，比如三权分立还是议行合一。在技术或知识上，司法机关的法官们是否有足以使宪政理念得以准确阐发的素质。包括知识结构、人格和职业精神，无疑这是对司法公务人员的遴选机制提出较高要求。
因此，
宪法司法化的问题无疑可以分解为两个命题：
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和违宪审查权。在最近“冒名上学”一案所引发的问题，与其说是
宪法司法化的问题不如严格说是一个
宪法的适用性问题。因为它并没有揭开司法机关违宪审查权的讨论。也许这是一个暧昧的理论问题，远不如讨论一些
宪法适用性更技术化和客观。而据笔者有限的报纸涉猎，
宪法司法化也的确限于
宪法的司法适用性问题。这一来表明，
宪法司法化的问题一直谨慎地限于体制内的技术完善层面，其次，也体现学者们对体制内寻求制度变迁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因此，正如学者们呼吁与论证的一样，如果说最高院仅仅凭1955年和1986年的两纸批复，就可以将
宪法排除在司法判决依据范围之外的话，那么现在对于“冒名上学”一案，最高院的一纸批复亦不难将
宪法司法化变为现实，至少这在操作上不会有太大困难。但是，问题在于，将
宪法条文引入司法判决是否就意味着
宪法的司法适用？它与在司法判决里适用一些宗教或伦理术语有何区别？
宪法条文在司法判决中的功能是
宪法价值的实现还是仅仅是作为一种论证性资源在判决中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