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同上。
[15] 民事诉讼中和审判前“法院的暗处”律师调解的日益增多，这一现象已为中国研究调解的法学论文所关注。参见：李金唐，郑成权（编），《怎样调解民间纠纷》（1986），页8。
[16] 关于中国当局对此的关注，见帕麦尔，前注4，页225-226。
[17] 同上，页227-231。
[18] 同上，页232。
[19] 同上，页231-232。
[20] 这反映了中国传统司法的观点。参见，如，C.Ansley,“Criminal law Under Manchus and Marxist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Review. XX(1987).pp.165-191.有证据表明在晚清时期的中国，是由地方长官来进行非正式的纠纷调解的。参见：D.C.Buxbaum,“Some Aspects of Civil Procedure and Practice at the Trial Level in Tanshui and Hsinchu from 1789 to 1895,”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X(1971).pp.255-279,and T’ung-tsu Ch’u(瞿同祖),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1962).pp.118-119.
[21] 许平，“论调解”，中国法学文集编辑组（编），《中国法学文集》（第一集）（1984），页239。
[22] 同上，页239。
[23] 同上，页239。
[24] 乔伟（编），《新编法学词典》（1985），页72。
[25] 郑天翔，“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5），《中国法制报》，1986年4月23 日，第二版，1-4栏；第三版，1-2栏
[26] 郑天翔，前注11。
27 许亚飞，王庆林“仙藩市发生殴打法官事件”，《法制日报》，1988年8月17 日，第一版，1-3栏。我要感谢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Donald C.Clarke教授，正是他好心地指引我注意到这个例子的重要性。
28参见：帕麦尔，前注4，页263。
29 “调解协议能否强制执行？”《法制日报》1988年7月28日，第三版，第4栏。
30“这一抚养关系能否改变？ ”《中国法制报》1987年2月2日，第三版，第4栏。
[31] 彭树彬，“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的不同与联系”，郭襄、许倩、李春林等（编）《人民调解在中国》（1986）。页250-254。
[32]然而， 在一些情况下，调解委员会显然不愿看到当事人把案件提交到法院。例如，最近陕西省的一位调解委员会的成员给《法制日报》来信指责了当地一些群众的态度，说他们“不信任调解委员会，准备到法院起诉”。报纸的“法律顾问”栏目告诉他，根据中国的法律当地人完全有权利越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起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与诉讼有什么关系”，《中国法制报》，1984年8月10 日，第三版，第六栏。
[33] 然而，正如本研究的第一部分指出的那样，近年来，人民调解的“调解网”已得以积极推进，联合的调解委员会有来自如工厂和街道的代表组成。这些发展说明人民调解委员会不仅被冀望处理个人之间的纠纷，而且至少用来处理一方当事人是企业和政府机关的纠纷。参见：帕麦尔，前注4，页275-276。
[34] 成锋童，“浅谈三种调解的相互区别”，《中国法制报》，1987年10月16日，第三版，4-6栏。
[35] A.Clayre. The Heart of the Dragon(1984),p.108.
[36] 张亚，“法院派出街道法庭显活力”，《法制日报》1988年8月8日，第一版，3-5栏。
[37] 杨荣新，前注7，参见第35条，《民事诉讼法》（1982）。
[37] 李德龙、周迅，“黑棺材吓瘫农家女，页152。
[38] 参见第35条，《民事诉讼法》（1982）。
[39] 李德龙、周迅，“黑棺材吓瘫农家女，责任在谁？”，《法制日报》1988年6月11日，第一版，2-3栏。
[40] 应当在此说明的是，关于用调解解决经济案件纠纷的问题，上诉审并不是唯一遭到批评的对象。例如，另一种指责是针对无效经济合同的调解，合同的无效是因为它们违反了国家的政策、法律或经济计划，或是损害了国家和公共利益。报纸上的文章指出一些法院经济庭的法官对无效经济合同进行调解，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无效的经济合同。并督促这些法官不要再对无效的经济合同进行调解。参见：吴国权，“不应用调解的方式确认无效经济合同”，《中国法制报》1987年11月13日，第三版，第一栏。
[41]参见第103条，《民事诉讼法》（1982）
[42]参见：Leng and Chiu,前注3，页62-63对中国法院等级的描述。
[43]蒋德，“运用法律武器 维护消费者利益：南京市中级法院调解一起彩电买卖纠纷案”， 《中国法制报》1987年3月14日，第一版，第五栏。
[44] 沈真明，“二审法院能否条件经济纠纷案件？”，《法学》第九期（1985），页29。
[45] 根据《
民事诉讼法》151条（1）款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46] 沈真明，前注44。
[47] 本文这一节的写作部分基于龚祥瑞教授（北京大学）的关于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几次讲座，讲座于1987年11月-12月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举行。
[48]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出通知，反对人民法院认定行政命令的合法或违法，禁止用调解的方式协商行政命令或决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调解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四期（1985），页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