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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很难对管制机构实施有力的监督。政府的直接管制权越多，其权力越大；权力越大，越难对其实施监督。我国现有经济法律对政府管制过错责任很少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另外，政府目标函数的多元化，也使得确定政府管制过错责任十分困难。由于政治和非政治因素的影响，政府干预市场的原始目标常常会被淡化，使目标增加到十几个。只要实现了其中任何一个无关痛痒的目标，管制机构就可以就借此推卸原始目标不能实现的责任 。
第六、直接的政府管制效率低下，严重浪费资源。直接的政府管制依靠政府网络组织层层向全国或全地区推行，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行政传递机制效率低下是无须论证的公理，“官僚主义早就掌握了阳奉阴违的手法，而把他们不同意的命令置之不顾”。⑺（P270）而且直接的政府管制采取一药治百病的方法，管制措施对于某些企业可能是必要的，对于其他企业则可能是不合理的，是一种损害。再次，直接的政府管制一般都以强制命令的方式依赖惩罚的威胁来贯彻，“与经济刺激背道而驰，企业和公司常常竭尽全力想通过某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去逃避管制，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都用于逃避管理规章或同它作斗争”。⑺（P282）
这种与管制的斗争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不合理管制的合理规避。如各地航空公司暗中用各种花样对机票打折，突破中国民航总局禁折令的管制。再如农民对地方政府直接管制措施的抵制。另一种是对合法管制的不合法规避。例如，随着政府打假力度加大，假冒伪劣反打防打技术也随之提高，其生产更隐蔽，设备更先进，耗费的资源更多（这说明依靠政府的直接强制措施打假并不是一种最优选择）。这两种规避都会耗费大量的资源。
综上所述，由于政府管制存在种种弊端和缺陷，经济法不应将其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的主要手段。过去总有人认为经济法的核心是市场规制法，使不少人包括经济法学界本身总是一提起经济法，一提起政府干预，就联想到政府对市场的行政管制，就联想到管、卡、压，使经济法背着破坏市场、反市场的恶名。
为什么在“理性政府假说”理论基础崩溃、计划体制解体后，政府管制这种传统的计划手段仍然能够经久不衰？许多人一言以敝之曰：计划经济的惯性作用。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要等待市场完全成熟后，惯性就会消失。政府管制的普遍化、常规化、任意化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角色的双重性：政府既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又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既是市场参与者又是市场执法者。这两种角色无法截然分开。⑾政府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借助公共管理权来谋取所有者超额利润，执行干预权的个人也会想方设法在其中谋取私利。在法制不健全的转型社会，这种现象会变本加厉乃至无以复加。根除管制迷信，只有实行彻底改革，国有企业战略退出市场。
直接的政府管制既是不经济的也是不谨慎的，它应该被间接的、经济的市场化方法所代替。⑿大多数直接的政府管制都存在着有以市场为导向的替代办法。例如，中央银行用负债比例管理代替贷款规模控制是一个成功的典范。“government（政府）”一词的词根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操舵”。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⑺（P1）直接的政府管制就是放弃掌舵来划桨，而政府并不擅长于划桨。总之，政府在解决市场所产生的问题时，应当尽量运用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机制去调控市场，坚持市场自动调节优先，企业自主管理优先和社会自我管理优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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