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直接的政府管制以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机制，以政府决策代替市场选择，限制了竞争，扼杀了市场活力，很容易侵犯市场主体的权利。“中国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管制，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市场失败，不如说是政府为了消灭市场。”⑻案例二中深圳报刊发行管理部门就典型地限制了外地报纸与本地报纸的竞争。由于市场经济的强大活动、自我调节能力，使很多方面的政府管制完全成为多余。放松管制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美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了大规模的放松管制的改革，据了解，放松管制改革每年大约为美国带来358亿到462亿美元的收益。以航运为例，自从联邦民用航空局在1976年开始部分取消管制以后，航班增加了20－30%，乘客满座率很快从55%提高到60%，航空公司的效率提高了7%以上。航空公司从取消管制中大约得益40亿美元，乘客大约得益110亿美元。⑼（Ｐ289）
第二、直接的政府管制很难实现预期的目标。由于政府理性的有限性、信息偏在、政策递减效应、法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政府管制往往于事无补，达不到预期目的，事实上经常起了相反的作用。例如，中国民航总局近年来三令五申禁止机票打折，目的是希望各航空公司能扭亏为盈。结果是：实施禁折令以来，空座率大幅度上升，航运能力严重放空，大量飞机闲置。
第三、市场条件下，直接的政府管制经常成为特定利益集团、阶层所购买的“商品”，成为他们取得垄断利益的保护伞。“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若管制机构有范围明确的职责，它最终必成为受管制产业的代理人”，“每个有足够政治力量利用国家机器的产业或职业都会谋求控制进入，而管制政策经常是按阻碍新厂商成长的目的制订的。”⑽（P210、261、214）因此，管制政策总是为适应特定群体对资源的需求而不是为适应市场的需求制订的，借公共利益、整体利益之名行局部利益、个体利益之实。案例二中深圳报刊发行管理部门控制外地报纸进入本埠就是为了帮助深圳本地报纸提高销售量。电讯、邮政、民航、铁路、银行、保险等行业的垄断之所以难于被打破，既不是中央政府没有这个想法和能力，也不是时机不成熟，而是这些行业的死死抵制。对于这些行业的管制，是这些行业自己争取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行业把持着独门生意却发生巨额亏损，发生巨额亏损却能享受高工资、高福利。取消对这些行业的管制无异于打破他们手中的金饭碗。中国民航总局的禁折令更是露骨地表示是为了行业利益。
第四、直接的政府管制创造了“地盘”，管制机构会不惜代价保卫。由于直接的政府管制是一种具体的实体权力，它的管制对象都是具体的人、财、物，政府管制机构用其攫取资源、谋求私利易如反掌。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官僚职位，管制机构“很自然地把它们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建立和保卫地盘上，而不是在管理上下功夫。” ⑺（P269）如案例一中的馒头大战，完全是市区两级馒头办在争权收费权，为自己谋取不法经济利益。建设部门与轻工部门争夺装饰市场管制权亦是一例。权政府管制机构已经蜕变成与市场主体争权夺利的“经济人”，已经不再是处于中立角度的“干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