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把私有财产、自由和平等一同列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认为劳动是享有财产的必要条件，由劳动而获得的财产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洛克的理由是：
其一，人的身体只属于他自己，与旁人无涉。他的劳动力是他本人的一个组成部分，支配自己的劳动力是天赋的自然权利。当他从自然界取得某一物品时，就在这种物品中掺进了自己的劳动，也就是把某些无疑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加了进去，从而将它变成自己的财产。
其二，一般东西在自然状态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使它成为有价值的是人的劳动。而价值的创造者——劳动既然是人的一部分，而人又是他自己的主人，那么他取得的当然就是他自己的东西。[20]
资本主义的财产权学说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革命时期，强调财产权是人权一个部分。第二个阶段是福利国家时代，承认了社会利益、公共利益以及新的平等思想对财产权的限制。在历史转换的过程中，健全的劳动文化观念仍然在传承，即人们依然信奉劳动至上、劳动是不同人（主体）的社会价值得以通约的尺度、创造性是劳动的最高境界。
但是，从文化视角研究劳动现象，在中国学术界是罕见的。我们有一个常识性的、意识形态性的结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联系诸多现象，这个结论似嫌笼统、简单和草率。中国人的劳动文化观极其复杂，有着根本性缺陷，它最终对中国法治和宪政构成了威胁。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在骨子里缺乏对劳动的崇拜情结，日常话语充斥或者隐含着对劳动和劳动者的鄙夷、对不劳而获的沾沾自喜，因为在独特的“二元社会结构”里不可能形成普遍的劳动信仰。上层社会不愿意劳动，劳动的下层社会也不愿意劳动，是被迫的，往往出于生存的需要。构成传统文化根基的儒释道哲学都有劳动观上的深深缺陷。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中国的佛教是“要饭吃”，化斋而不劳动；中国的道教是“不吃饭”，炼长命之丹以求一劳永逸，能造一台永动机，何需劳动？中国的儒教是“送饭吃”，鄙视劳动，“劳心者治人”。适值今日，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提倡劳动平等，但是不健全的社会主义体制恰恰保护了不劳动者。
劳动观与法治观、宪政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劳动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和存在方式，也是一个社会维系的基本要素。只有形成普遍性的劳动信仰和产权清晰界定体系，才可能尊重人性。财产权是基本人权之一，但是，中国
宪法和法律至今不肯承认这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仅仅承认和追求平等价值，而不承认通过劳动获得和积累财产的正当性，最终会导致暴力掠夺他人财产的合理性。阶级革命对财产改造的后果之一，就是砸碎了原有的、健全的某些劳动价值体系。“文化大革命”曾对财富进行宣战、“一大二公”曾被奉为经典法制、“大锅饭”、“大帮轰”也曾蔚为壮观，它们消灭了所有热爱劳动、酷爱创造和创新的思想与活动。当“造反有理”命题转换为“剥削有理”命题时，法治与宪政将会随着实践哲学根基的坍塌而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