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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略有知觉的村民就可以知道，在1991年，本村有一部分人要按装电话，你们不但没有支持，反而从中得利，幸亏有共产党撑腰才没有使你们得逞，然后把钱退到按装户手中。村江边路的中心大道，至今不阴不阳，使这么多的良田抛荒了多少年，给村民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们是怎样想的？本村上辈父老用几十年的心血，他们不管日烈喷阳、还是严寒冰雪，在瓯江南侧围垦了近七百母的土地，并载上了经济收入客观的果树，为下一代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而你们置村民于不顾，把累累的果树一砍而光，又给村民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然后，又在这块土地上该起了一幢幢厂房，这么多的土地与厂房，不管是租也好或出售也好，但把所得收入总能为村民办点好事，但是，本村这么多的公益，哪一件是用这笔钱？村上的凉亭、路灯都是用村民的血汗钱，自来水安装也是村民自己掏腰包，人们的心在滴血，这次安装照明电又要叫村民集资，你们要三思而行，为村民想一想，身为村干部于心何忍，为何对善良的人们进行如此的敲骨吸髓，搞得村民们白日无欢颜，夜半泪沾巾。
望你们尽快向瑞安、永嘉的兄弟村学习，把本村的具体收入开支、你们的工资明细地公布于众，难道村里真的没有钱吗？请问你们为何在办公楼上装上了这么多的空调，就连省政府、市机关也比不上你们的办公场所；你们家中装璜得如此豪华，生活得如此侈奢；手持“公机”能否下蛋？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你们有没有照办？这一切的开支你们是怎么讲的。长此以往，村将不村了。
党中央、国务院把几代人梦寐以求的长江三峡已经在建设之中，省政府建设了象杭踊高速公路的工程不计其数，市领导在瓯江上已架起两道彩虹，把温州规划的如此壮观，他们为子孙后代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你们到底为村民们做了点什么？望你们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为村民做点好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杨府山涂村的呼吁与心声
这样的大字报实际上深刻地反映出农村矛盾。当然这样的大字报并不多见，因为农村是一个熟人的社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贸然出去状告村干部的，一旦证据不足，弄不好在村里落下了一些笑话，说他不自量力，多管闲事，反正贪污侵占的财产也不是一个人的私有财产的，你告赢了，也不归你，何苦呢？
农民是一个极其松散的阶级，很多人都是对告状村干部持观望态度，告赢了，大家也出点力，会帮你一把，告输了，大家一哄而走，作鸟散状。还有一个原因，主要是村里缺乏一个打头的人物，这个打头人，即是造反派的头头，但他既需要懂法律知识，又不怕得罪乡村干部，这样的人在农村很少。但是我发现，在个别的地方，有些村民自动组织起来，出钱出力，聘请律师，状告乡村干部。这样的打头人物是很不好当的，会遭受许多压力，甚至可能遭受当官的打击报复。不过，选举村民委员会时，这种人在村里威信比较高，当选为村长的可能性很大。
这样的大字报反映了农村里的基本矛盾，农村里的选举就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从法律上看，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从历史和事实上看，村民委员会是从最初的村人民政府，后来是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演变而来，实质上具有强烈的国家权力色彩。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是基层自治组织，其功能应当相当于学校里的学生会等团体，仅仅是一种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组织，村委会成员从法律上看，仍然是农民身份，不脱产，不占国家编制名额，但实际上在农村实行干部制度，村干部身处于农村中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中，支配着农村中大大小小的各种社会资源，与农民有着更直接的利害关系，即所谓村官也。所以，有上级政权任命村干部，等于将农民切身利益交给了上级政权来支配。后来，村民委员会干部改由选举产生，但刚开始的时候，不是等额选举就是间接选举，不具有选举的实质性内容。
在中国历史上，平民与官僚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此起彼伏，我们看古装戏剧，看古典小说，说到底，无非就是无权者与有权者的斗争，或者就是代表无权者利益的清官与代表有权者利益的贪官的斗争。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都跳不出这个规律。平民与官僚的斗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直接对抗的方式，平民凭借自身的力量与官僚发生面对面的暴力冲突，所以古代有以武犯禁，除暴安良的侠之大者的形象出现，使当权者不敢利用手中的权力随意非为，最严重的便是中国农民聚众起义，自立山头，推翻皇朝。另一种方式是利用现行的法律体系，老百姓到上级去状告下级，到中央去状告地方的贪官污吏，用现代法律术语来说，即上访申诉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这种上访申诉的方式往往导致老百姓幻想有朝一日终于出现清天大老爷给他们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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