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农村村委会选举调查报告
王禹
【全文】
一、
温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是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全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式样区之一。温州不属于我国法律上的大城市概念，但知名度远远超过一般的大城市；温州创造了温州发展模式的奇迹，从1978年到1997年，温州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有13.31亿元增加到605亿元，工业总产值由11.12亿元增到1246亿元，财政收入由1.35亿元增到38.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13.5元增加到3700元，上述短短的二十年内，几项主要的经济指标均翻了5至6番，其速度等于亚洲四小龙的35年，等于西方国家的100年。温州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于全中国，到处都有温州城，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发展模式实质上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它的发展方向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本论文选择温州作为考察中国农村选举的一个窗口，固然是由于我本人自幼长在温州农村，对它有着身会体受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温州的市场经济尤其发达，按照传统的权威理论，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密切到何种程度，这两者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以为却很少有人从理论上加以彻底地论述，本论文试图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些基本的素材。
本论文是在1998至2001年我多次深入温州农村基层的基础上写成。
二
任何社会进步都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原来的方法解决不了，而采取了另一种解决方法所形成。我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就是这样。我国农村的选举是与农村中的社会矛盾问题深刻纠缠在一起的。这其中有一个矛盾，我认为是村干部与村民的矛盾。这个矛盾非常深刻，说得形象点，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我在火车上听到的，没有一个老百姓不痛骂当官者贪污受贿的。村民们谈起村干部，没有一个不痛骂村干部随意卖地，挥霍村里公款的。
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之所以激化，是因为村里有许多公共资源，如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村办企业，乡统筹村提留，宅基地指标，计划生育指标的落实，水电费的收缴，救济物的发放等等，这些公共资源虽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由于村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而任由村村干部随意支配，集体所有的土地最后变成村干部几个人的土地，村办企业变成村干部几个儿的合伙企业。在贫困的村，大家都不愿意当村长，在富裕的村，大家都抢着去当村干部，在这些村里，当村长远远超过去办一个温州中小型企业所得的好处。
这是我在温州收集到的一张大字报：
给杨府山涂村干部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正确领导下，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政策的英明指引下，改革开发的号角声回荡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杨府山涂村还沉睡在黑夜之中，何时能醒。
村民们被你们（村干部）逼得走投无路，为了生存，只好含泪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偷渡越境。村民从1982年开始，人口逐年下降至今，你们对计划生育耳闻目睹，置之不理，给外地那些计划外生育人员创造了良好的“穴”。他们拼命流入我村，给本村的社会治安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村民自投资金，建立了上下两个治安联防队，才使村民的生活得以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