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权利的客体的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如可以替代，应可以较完整的恢复。否则，特定的精神利益就可能附带发生。
其三，不法行为人主观的故意或重大过错。如恶意的玩弄、欺骗导致对人格的污辱和践踏，极端的不道德行为。例如：一老人做寿点播歌曲以示祝福，而电台却因重大过错弄成白喜事点歌；又如一场体育比赛本是以其公平、合理的运作才足以吸引无数的观众，如球迷，结果发现是在打“假球”，结果善良的球迷完全被愚弄和戏耍了。
关于宪法所规定的政治权利、受教育权等等基本权利被侵害所致的精神损害是否应允许请求赔偿。很显然，
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受教育权、宗教信仰自由等等权利的地位也是不容挑战的。它是最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与公民的个人政治人格、尊严是紧密相关的。对于这些公民基本权利的损害，其后果是对其作为普通社会一员的尊严和人格的侵犯，重则危及基本民主制度和社会的政治根基。对于其危害，可能由于社会的法律意识和个人的法律意识的淡薄还难以认识，但不能因此违背
宪法的精神和人权理念而予以放任不理。实际上，假如一个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因歧视、严重不称职而被侵害所致的危害之大，已为理论界所认同；如，一个身材矮小、相貌不好的男孩或女孩由于其身体形象而被拒之于理想的大学大门之外，那种痛苦可能是极度的，甚至是极不人道的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道路。
可以说，只要是基于合法的权益受损，而且损及精神的利益，在法定情况下应允许受害人追究责任主体，要求其给予精神上的补救和安慰，当然可以是金钱的赔偿。
（二） 涉及的主体上的不完善性
只要是合法的精神利益受到不法行为的侵害，又符合获得救济的条件，应在所有的受害主体上同等对待。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的充分要求和体现。根据《
民法通则》第
120条的规定，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限于公民和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人身权受到侵害能否主张权利？法人在被依法撤销、分立、合并、破产等等情况下，其人身权利是否可以主张？死者的亲属是否可以直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呢？显然，这仅仅依靠司法解释是不足以为据的。而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在这方面早已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如美国侵权行为法中，在非法致人死亡的情形下，死者的近亲属可以请求两种精神赔偿，一是替死者对其死亡前受到的精神痛苦（尤其是死亡前受到的非人所能承受之折磨的情形）请求赔偿，二是因死亡事实本身给近亲属造成的精神损害的赔偿。显然，只要民事主体的利益存在可能的承受人，而承受人与此种精神利益息息相关，因而只有给予相应的认可，使其能够主张权利才能维系其相关性利益。
另一方面，我认为法律对合法精神利益的认定不应区分侵权主体的不同而分别对待。只要是合法的权益受到不法行为的侵犯，都应予以保护，包含精神损害赔偿在内。显然，我们对于普通的民事主体已这样做了。但是，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于不法行为（含实体上的不法行为和程序上的不法行为）给民事主体所造成的精神利益的损害是否可以要求赔偿呢？我国《
国家赔偿法》第
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但从第25条、第26条、第27条、第28条等关于赔偿的方式和计算标准的规定一事，损害赔偿的范围限于补偿性和恢复性财产损失，受害人的精神利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证。【参见我国《
国家赔偿法》第四章《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当然，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身份上是不同于普通的民事主体的，但作为弱者的个体一方在这一对比中的脆弱性、易受伤害性，则强烈要求我们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能严格地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依法执法，否则是滥用权利；如果滥用权利又不能使其因承担法律上适当之责而受到制约，则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难以实现公正、高效、科学的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