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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禁食猪、骡、驴、马、猫狗肉及所有食肉类的猛禽和异兽，还禁食烟酒、长牙齿的水产品；一为农业饲养役畜，二为食用或交易牧养绵羊和家禽。养绵羊极为普遍，可剪毛、积肥、出售和食用。轮种、混种、歇种，洋芋种植较少，并用浅耕、粗播、甜种（不施肥或完全用农家肥）；庄窠依山而建，院内空地多种花草、蔬菜和果树等经济作物；土葬（“克凡布”裹尸后直接入土）；伊斯兰教。
保安族：禁食猪、骡、驴、马、和其他凶猛禽兽之肉；饲养绵羊（山羊现已极少）、牛等为副业，通常由各家按羊的多少来确定承担放羊天数；山区旱地以“轮歇制”方式耕作；民居基本同于东乡族；实行土葬、并主张速葬，不用棺木、忌火葬；以农为主的农、牧、商等复合形态；伊斯兰教
裕固族：禁食“尖嘴圆蹄”类动物之肉。“尖嘴”主要指飞禽和鱼类，“圆蹄”主要指骡、驴、马。同时禁食狗肉。禁食“尖嘴圆蹄”类动物之肉。“尖嘴”主要指飞禽和鱼类，“圆蹄”主要指骡、驴、马。同时禁食狗肉；部分地方通过开垦耕地向农业社会过度；半定居化，帐篷和汉族化土屋、火葬（野外火烧）、天葬（弃葬）及土葬（缠布后直接入土）；以牧为主，兼营农业和少量手工业；藏传佛教。
（一）“清真”的饮食习惯及其生态维持效应
由于首先基于宗教戒律的制约，甘青特有民族大都禁食猪、驴、马、骡、狗、猫以及所有食肉类的猛禽和异兽。除牛羊肉、面食等食品外，蔬菜消费较少，饮食相对单一。严格意义上来说，甘青特有民族的饮食习俗，只有维“生”的因素，没有“文”化的因素[14]。但这种习俗可能在客观上起到了调节生态平衡的作用：其一，驴、马、骡等属于大型食草动物，禁食意味着这类动物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养殖。这对于干旱少草的西北地区来说，无疑具有积极的生态维持功能。从文化类型的角度来看，由于畜牧类型文化不是用代偿力去使所处的生态系统暂时改观，而是凭借控制大型的食草动物去谋求生存，其所控制的大型食草动物，是在其所处生态系统中按生物性参与生态运作，人类则在这一运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该类型文化下，人们所控制的仅是饲养的动物本身，不是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因而这些人类手中的动物一直在接受着生态系统中生物运作规律的制约，一旦这些动物的繁殖超过该系统所能容纳的数量，造成生态运作阻滞时，受到制约的首先是这些动物本身，依赖这些动物为生的人类则受到间接的制约。由于这种类型中，人类没有直接控制生态系统的运作，因而不存在人为的生态运作阻滞。生态系统规律却间接地控制着人类的过分活动。很多中亚和北非的草原尽管从局外人看来条件十分险恶，但是生存其间的游牧民族却得到长期的延续，这间接地证明了在畜牧类型文化之下，生态运行阻滞是极为有限的。其二，禁食禁猎食肉类猛禽和异兽，客观上能够保持这类动物相对稳定的数量，这对于控制各种野生类食草动物的繁殖数量，进而维持相对稀少的草地和野生植被亦可能具有正面效应。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禁食上述动物必使羊、牛肉作为替代而大量牧养，亦会导致草场超载而危及生态。这已确属事实（因为五民族并非是不飨荤食的清教徒）。然而，牧养羊牛尤其是绵羊可能相对具有较好的生态维持功能。可能性理由至少有四：其一，羊在觅草时排粪频繁，常常将颗粒状粪便散布草地各处，有助于增加草地肥力并使幼草复生；其二，羊不食许多适宜于戈壁、沙漠及西北干旱地区生长并具有关键水土保持功能的草本、木本植物（沙打旺、沙蒿、沙柳、锦鸡儿及各种灌木等等），从而不会对脆弱的西北地区植被雪上加霜；其三，多养绵羊而极少有山羊。由于山羊善攀援，极易破坏山崖处保护水土的关键植被。“1只山羊对草场的破坏可与5只绵羊相抵，山羊的激增引起草场迅速沙漠化，山羊对灌木的破坏导致沙丘的扩大和流动。”[15] 其四，既使牧羊，亦相当注重维护草场和水土保持问题。比如，撒拉族人圈牧的办法，在事实上起到了围封和封育退化中的草场的作用，这是一种恢复草场的有效措施。同时，不定时“走牧”和冬季在家饲养，多考虑时节和气候对草场土壤的影响。因为他们深信，干冷时节放牧，牲畜对土壤的踩踏会比潮热时节更为严重，其结果当然是引起流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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