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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限性。计划帝国在自身“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具有无限扩张、不受有效法律和社会制约的倾向。”[14]布哈林把社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所有的人都根据簿记局和统计局的指导从事工作，国家为唯一的雇主，私人没有选择权，“不劳动不得食”变成了“不服从不得食”。[15] “计划本身的每一个细节，实际上就是政府的每一个行为，必须是神圣的和免受批评的。”[16]
4、无畏性。一个政府应该有所畏惧。例如，独角兽和火怪、民间习俗和禁忌、上帝、社会舆论、雷电等自然现象，都是早期帝王畏惧的象征物和图腾。在英国宪政史上，从布雷克顿到柯克都清晰地表达了如下观念——“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17]即“法律至高无上”原则。在计划帝国之下，行政无所畏惧，也就无所谓约束。
5、无私性。首先，计划帝国自身无私。“公共利益”等词汇渲染了政府的纯洁性、神圣性以及人的圣人秉性的潜质。“它决不带有‘私人的’性质，而总是具有‘公众’的性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扩大国家权力……直到国家变成几乎与社会一样。[18]其次，没有形成私人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列宁说：“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是私法范围。”[19]我国法学家也认为，“事实上公法、私法的划分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做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20] 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几乎完全融合在行政法之中。［21］为了解决国家计划与私人的冲突，现代计划者中的第一人圣西门甚至预告，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议的计划委员的人，要“像牲畜一样对待”。[22]
6、无形性。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政府的计划越多，个人计划就越困难。政府行为的政策化导致了私人行为的局促性和窘迫性，私人丧失了自治力、竞争力和创新力。法治首先强调其形式性和程序性。正如哈耶克所言：“撇开所有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物。” [23]
在计划帝国这一操作系统之下，行政权必然呈现如下特点：
其一、行政伦理的至善主义。行政权的正当性基础不是基于国民的同意以及议会和法律的授权，而是行政行为自身的善意和善行，多样性的政策是善行的化身。合目的性成为行政权行使的正当理由，即“只要目的可欲就视实现这些目的的几乎所有手段为合法的”[24]。“结果，在中国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来自于人民的人民主权。相反，政府的合法性是基于政府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能力——或者统治者决定人民的利益的能力。”[25]
其二、行政行为的工具主义。在计划权威面前，人被变成了不完整的、片面的工具，人是“零件”、“螺丝钉”、“齿轮”、“砖瓦”、“蜡烛”、“筷子”、“小河”……。私人被彻底客体化，行政权的高尚性被凸现出来。在现实中，民众认同了非程序性的行政行为的正当性，甚至未经质辩就接受了冒充的行政执法者的惩罚……。这些都表明：私人在行政权面前丧失了主体意识和必要的私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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