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系一损害赔偿案，关于赔偿项目，我国《
民法通则》第
１１９条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４１条均有规定，依本案事实，原告作为消费者饮用蓝剑啤酒受伤，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本案应适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两法相比，《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４１条新增了“残疾赔偿金”的赔偿项目，我们认为，这是精神慰抚金，原告左眼受伤，不仅给其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更给其精神上造成巨大的终生痛苦，原告请求８万元的残疾赔偿金并不为高，应予支持……”
从上述“说明”中可以看出，法庭在确定本案的“残疾赔偿金”数额时，并无固定的标准，而是以法官的社会正义感情，以同情弱者之心来衡量原告八万元的残疾赔偿金的请求，认为“并不为高”，故予以支持。这正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二）此案判决的社会意义
法庭在确定此案“残疾赔偿金”的数额时，行使了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与自由心证一样，并不放纵法官的恣意妄为与翻云覆雨，自由裁量的正当与否，应接受法律规范的目的与判决的社会效果的检验 ，笔者认为，此案判决，具有如下意义，这些意义，也检验了法庭自由裁量的正当性。
１、此案判决推动了我国损害赔偿制度的进步。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外，我国的损害赔偿制度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平均，在涉及致人残疾的损害赔偿案中，象误工损失费、生活补助费等，一律以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工资水平为准。在平均主义盛行的时代，平均生活水平与个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人与人之间无太大的差别，因此，“平均”的标准，有其合理性，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与智慧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水平的差距已显而易见，比如本案原告，自己是驾驶员，又在从事粮油经营，其收入就远远大于新津乃至成都地区的平均水平，因此，如果仍然固守这种“平均”的观念，显然有悖于民法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进步潮流；其二是“唯物”，即只赔偿各种有形的、能计量的物质损失。在过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普遍生活在贫困之中，生存问题是主要问题，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可以忽略，但在今天，我国人民的生活已有极大提高，“吃饭”已不成问题，生命的质量、生活的享受、精神的愉悦成为人们更重要的追求，一个残疾人，物质损失是次要的，精神上的痛苦是主要的，如果我们仍固守“唯物”的观念，赔偿前者而忽略后者，无异于舍本逐末，这样的立法，这样的判决，以为人生命的目的就是“吃饭”，这是对生命价值的蔑视，立法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增设了“残疾赔偿金”，新津县人民法院又具体地适用了这一规定，全面地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无疑从司法上推进了我国原有的损害赔偿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