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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对法的信念不过是偶像崇拜而已。法宣称自己是人民的共识，人民守法即是按
自己的意志去行为，因而守法者是自由的；反抗者则告诉人们，所谓“人民”不
过是各种利益集团而已，而人所创造的制度会反过来反对人自身，异化的人把受
控当自由、把谎言当真理。对于这些“危险份子”，社会虽然限制了他们的行动
，但并不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这是因为，人确实需要听听这些现代世界的“异
端们”对现代性的批判，从而反省自身是否在法治的进步同时也遗失了什么。
民主政制似乎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但这与“信仰的人”的独特性的生成并
无必然联系。事实上，由于上帝之死造成的诸神之争的境况使相对主义成为时代
的基本思潮，这意味着死神成为无神时代唯一的神。个体在找不到任何可资信赖
的高于自身的价值后，便把意象形态当作自己与世界的联系方式。网络时代的到
来使意象形态再生产的周期缩短，也使个体与他人的联系迅速走向虚拟真实的关
系。意象形态流水线设计出的时尚控制了人们的闲暇，与国家意识形态对人们工
作的控制共同将人化简为笼中之物。在这一状况下，宗教也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
崇拜死亡的形态之一，如果这信仰并非个体与自身的斗争产物的话。真正的信仰
是反宗教的，那种个性的深度来自于对自身“自我”的限制，而宗教也不过是为
了那个“自我”而形成的一种自我机制。
那么，法治社会实质上保护了每个人的下述自由；并且由于人与人的活动空
间的交叠性，对所有人的自由的保护也同时是对所有人自由的限制，限制在法律
规定的范围内：
首先，私生活的自由。个体隐私不受窥视、调查和其他干预，个体在其中可
以尽情地享受情感、思想、兴趣和性的满足，他人对此可以进行道德劝诫，但不
得强制干预。其次，契约自由。在诚信、公平和公序良俗原则之下，个体之间的
交易具有完全的意思自治性。第三，参与公共生活的自由。个体拥有言论、集会
、结社、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第四，对抗国家权力的滥用的自由。个体被赋予
起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在诉讼中受到严格平等的对待。最后，实际
地参与立法的自由。除了在公共生活中对立法、行政和司法过程产生影响之外，
实际地参与立法和修改法律也必不可少。
柏克认为人们并没有重新为社会订立契约的自由，人必须把他的自由视为上
一代人的遗产，自身的自由并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但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谁
也不能保证上一代人在立法时就不会受制于他们自身的、眼前的利益，而对后代
的长远利益看得清楚。生命的有限性可能使他们只考虑今生的生活，过一种类似
赤字财政一样的借债生活；另一方面，世界在越来越快地变化，法律已不再处于
柏克所处的那个社会基本平静的时代，为了适应新的、未预见的不确定性，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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