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当前，民事诉讼模式全面转换的时机和条件尚未成熟。即使导人某些现代西方的民事诉讼模式的制度、原则和方法，可能也难以在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司法系统中发挥其原有的功能，甚至会导致双重的成本或风险34。因此，当前的司法改革和审判方式的改革都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引进一种新的模式的同时也必然引进其弊病；抛弃一种形成于本土的制度时往往也意味着背弃传统。而且，一旦作出决策就可能覆水难收。这种处境从当前的审判实务、法学研究和媒体的报道中都可以清楚地体味到35。
另一方面，即使决策层和法院本身全面转换民事诉讼模式的决心已定，真正实现这种形式上、制度上的转换也需要时间。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在一般民事纠纷发生时，不仅无法、也无须借助律师，而且也难以让高度职业化的法官通过严格、复杂的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这些纠纷。无论计划发展多大规模的律师队伍和法律援助机制，社会所能投入的资源总是有限的。需要指出的是，向西方现代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方式转变固然会带来一定社会效益，但也必然以牺牲一部分人的诉讼权益为代价，如果这种平衡点掌握不好或操之过急，就可能引起民众对司法机制的信任危机（例如近来社会各界对诉讼费的收取颇有微词）或法律规避。因此，为了兼顾不同的法律需求和利益，或许两种相互对立的民事诉讼模式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并行；或许，通过二者相互作用可以形成一种兼收并蓄的新模式——未必都是优势、但亦无法保证不会是一部难以运行的官僚机器。
结语
无论以马锡五审判方式开始的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最终命运如何，通过审视其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我们都应该承认它的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即使总体的民事诉讼模式变革在制度上已成为必然趋势，通过简易程序和人民法庭的实际运作，这种传统的模式仍可能保持其特定的位置和意义——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在农村和民间应留下它的一席之地；在法治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它以及同其他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的相互配合，满足多元化社会的特定法律需求；既可以用它来控制诉讼的泛滥和诉讼成本的无限攀升；亦可以用它来维系地方社会秩序的安定和法律文化的特有样式；甚至可以设想，随着当事人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法官的作用逐步为当事人的自主性所取代，最终直接向某种新型的模式过渡的可能性36。
注释
( 本文曾发表于《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
1 有关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文献资料及研究详见：张希坡著，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1983年；
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81年：杨永华、方克勤著，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法律出版社，1987年；张希坡主编，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法律出版杜，1994年；（日）福岛正夫著．中国的裁判．东洋经济新报，1957年；（日）宫坂宏．抗日根据地的司法原则和人权保障．载专修法学论集第55、56号（1992年〕；以及拙著，中国审判制度及其理念的研究（第二部）载名古屋大学法政论集第167、168号（1992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