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婚内强奸是女性主义法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其他一些国家对同居义务有豁免的规定，比如说不洁净，一方生理状况不适于性行为等；但中国缺少这种规定。至于丈夫能否成为强奸罪的主体……
贺：如果按女性主义法学的立场，应该是“丈夫或妻子”能否成为强奸罪主体吧？（大笑）
马：过去，对强奸定罪的依据，是因为它侵犯了女人所隶属的男性－－丈夫或父亲的积极权益；后来，依据又变成“强奸妨害社会风化”。这样一来，婚内强奸因为与社会风化无关而变得“无罪”了。女性主义法学要求为婚内强奸定罪；首先，强奸所侵犯的利益，除社会秩序外，更重要的是性权利和尊严，因此，婚内婚外的强制性性行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还有，把强奸既遂与未遂相区分，并且做出量刑不同的规定也是不合理的，无论是否既遂，都是对性尊严的侵害，对心理的侵害也是一样的。
陈：１９９５年英国判例改变了传统观点，认为婚内强奸罪是成立的，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观点，这取决于双方是否互负同居义务。德国法律认为同居不是义务，因为不可能强制双方发生性行为；双方分居，只能离婚。东方国家中无性婚姻的比例很高，若规定分居成为离婚理由，那么后果是很严重的。去年台湾《
刑法》修改的一个重点是把“强暴罪”从“妨害风化罪”一章移到“妨害性事权”一章，这一位置上的变动实质是宣示了，在我看来，婚内强奸问题在台湾已被解决：只要妨害了他人的性自主权，当然就要受法律制裁。
现在回答刚才的那个提问“国家介入两性关系的程度是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项
宪法原则，因此，我选择“平等与自由”作为回答的思考点。“人的权利能力不被抛弃”，这个原则是国家介入的程度。现在这样讲是比较抽象的，要在具体的案件中仔细衡量，每隔几年用实践来检验立法；目前我不敢说这个介入的界限会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实中的情况是复杂的。我同意男性也可能成为性侵犯的受害人；但发现他们好象对现状挺满意的，因为他们从未要求改变法律。在符合宪政的立场中思考两性关系，其实质是男女都有机会发展自我，这充满了趣味、挑战和和谐。有的同学说，自从有了女权主义这一观点后，两性关系就再也不和谐了。但是，要达到和谐，肯定要通过斗争；我们必须放弃男性中心的法律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