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音乐，是通过节奏、旋律、和声、调式和调性等组织要素所构成的"声音的秩序"。音乐的这样一种性质，使它与宇宙万物之间具有普遍而紧密的内在联系。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指出：音乐与现象界或自然界可以看作是同一东西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或者说，音乐是世界的表现，世界是"具体化的音乐"。音乐能够使显示生活和现实世界的每一画面、每一场景立刻意味深长地显现出来。　
　　同样，古罗马的学者鲍埃齐（A.　M.　Boethius,　480-524）认为存在着三种音乐："宇宙音乐，宇宙的’和谐’或秩序；人类的音乐，高尚的、健康的身心秩序；以及应用的音乐，人们所作的、可以听到的音乐。"（鲍埃齐：《关于音乐的教导》）　
　　在中国，先人们亦早已体察到音乐的"天人之和"、"乐则天地"的秘密。《尚书·尧典》载："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国语·周语下》："凡神人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北魏刘昼释曰："乐者，天地之声，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刘子·辩乐》）　
　　音乐作为"天人合一"秩序图式的生动呈现，一旦进入政治国家之"人事"秩序领域，则注定与强调"里仁为美"的"仁治"、"德治"、"贤人政治"（人治）融为一体，构成这种社会-政治结构体系的一个制度背景。正是从审美的角度，主张"以仁德治理天下"的统治者（君主）们将音乐教化（育）、音乐节律、音乐等级制度化、法律化（如我国周代礼乐制度中有关"佾数"的规定），使音乐之美和"德政之美"协调统一，形成心灵与行为、个人与社会之"内外合和"的秩序。　
　　在这样的秩序中，我们有时分不清音乐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界限：音乐制度即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也是一种音乐制度（秩序）。这种音乐与政治-法律制度的融合，在历史上或许确曾起过孟德斯鸠所称谓的"防止法制的凶猛性"作用的，因为：如果没有音乐的融入，现实的政治-法律制度也许以更为直接的阴森恐怖的方式表现出来。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人类的制度史同样告诉我们：音乐之制（乐制）事实上亦会无形之中遮蔽政治-法律统治的"凶猛"面相，隐没"正音""雅乐"背后的不合理的等级秩序，使人民在接受其教化的同时也"舒舒服服地"接受着一种所谓"正统性"（legitimacy）的统治。　
　　职是之故，我们无论在古希腊还是我国先秦时期的制度史上均可发现：在所谓"完美（审美）主义"的政治制度（人治）的设计中，音乐的训练，音乐的制作，音乐的节奏、旋律、调式和调性的勘定，绝不是每个个人的"私事"，而是由国家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形式来加以管理的"公事"。因为，依靠征服"民心"建立正统性地位的统治者们明白，音乐可以改变人的心灵的秩序，塑造人民的性格，定导人的价值观的形成。音乐的善恶好坏，将直接影响教化（育）的质量、臣民的道德素质和国家的兴衰安危。由是，《礼记·乐记》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又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心，政以平之，刑以齐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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